光明网《健康视点》栏目

　　KRAS基因突变是胰腺癌、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实体瘤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之一，长期以来被视为肿瘤精准治疗领域的“硬骨头”。近期，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联合完成的KRAS G12V/HLA-A*11:01靶向TCR-T自体细胞疗法IIT临床研究释放出积极信号，相关成果已在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进行展示。第二代亲和力增强型TCR-T产品也正在开展患者招募。与此同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赵宏教授团队在胰腺癌TCR-T治疗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数据显示，接受特异性T细胞治疗的胰腺癌患者客观有效率超60%，该成果同样入选了ASCO 2026年会最新突破摘要。

　　为此，光明网《健康视点》栏目本期对话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宏教授，围绕该创新疗法主要适用的常见肿瘤类型，深入浅出地解读KRAS G12V突变实体瘤的治疗困境与TCR-T细胞疗法的创新突破，以及最新相关诊疗科普知识。

 

　　【本期主讲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赵宏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消化系统肿瘤药物基因编辑筛选与研发重点实验室主任，牵头组建“消化系统肿瘤细胞与基因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出任主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话题一】从一张基因报告，认识“敌人”——哪些肿瘤类型急需破局？

　　光明网《健康视点》：有这样一部分肿瘤患者，当他们拿到基因检测报告，看到上面写着“KRAS G12V突变”这几个字，医生却告诉他们没有靶向药，令他们陷入焦急甚至绝望。首先，您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下，这个突变到底意味着什么？通常发生在哪些肿瘤类型中，为什么它这么难对付？

　　赵宏教授：

　　KRAS可以理解为肿瘤细胞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油门”。正常情况下，这个“油门”可开可关；一旦发生G12V这样的突变，肿瘤细胞就可能持续获得生长、转移和逃避免疫监视的信号。G12V指的是KRAS蛋白第12位氨基酸发生特定改变，它常见于胰腺癌、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实体瘤，也会出现在部分消化系统肿瘤患者中。

　　它难对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KRAS蛋白过去长期缺乏传统小分子药物容易结合的“口袋”，因此曾被认为是“不可成药”靶点；第二，KRAS下游信号通路复杂，肿瘤细胞容易通过旁路通路逃逸；第三，G12V这一亚型目前成熟可及的靶向治疗选择仍然有限。也就是说，基因检测帮助我们看清了“敌人”，但过去真正能精准打击它的武器还不够多。

 

　　光明网《健康视点》：作为这部分患者的主诊医生，面对这种情况时，您的心情和感触是怎样？

　　赵宏教授：

　　临床上最让医生揪心的情况之一，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肿瘤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却暂时没有足够有效的标准治疗手段。晚期胰腺癌、结直肠癌肝转移等患者，很多已经经历多线治疗，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承受了很大压力。患者和家属拿着基因检测报告来问：“这个突变是不是有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对双方都是压力。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别重视从临床问题出发的转化研究。曾有晚期胰腺癌伴转移患者，在多线治疗后疾病进展、难以继续耐受化疗，通过分子检测发现存在KRAS G12V突变，并且HLA分型符合TCR-T识别条件。接受研究性TCR-T细胞治疗后，影像学上观察到病灶缩小，患者也获得了新的治疗窗口。当然，个案不能简单等同于“治愈”，但它提示我们：过去看似缺少有效治疗手段的突变，正在被新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重新探索。

 

　　光明网《健康视点》：我们通常形容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能否具体谈谈为什么胰腺癌患者对这个疗法更为迫切？

　　赵宏教授：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是因为它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局部进展或发生转移；同时它侵袭性强、转移早，对传统治疗的敏感性有限。更重要的是，胰腺癌周围常有致密的纤维间质和免疫抑制微环境，就像给肿瘤筑起一道“城墙”，免疫细胞不容易进去，进去以后也容易被抑制。

　　从肝胆外科和消化系统肿瘤综合治疗的角度看，我们既要尽最大努力让可手术患者获得根治性切除机会，也要为大量晚期、复发、转移患者寻找新的系统治疗策略。TCR-T的价值在于，它有机会把肿瘤内部的突变信号转化为免疫系统可以识别的“靶标”，为胰腺癌等难治实体瘤提供新的破局方向。

 

【话题二】TCR-T这个“特种兵”是如何工作的

　　光明网《健康视点》：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TCR-T仍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如果把它和CAR-T放在一起比较，能否用形象比喻给大家科普下两者有什么区别？

　　赵宏教授：

　　CAR-T和TCR-T都属于“活细胞药物”，基本思路都是把患者自身T细胞取出来，在体外进行基因改造和扩增，再回输到体内，让免疫细胞更有针对性地攻击肿瘤。两者最大的区别，是“识别敌人”的方式不同。

　　CAR-T更像是看“外表特征”抓坏人。如果肿瘤细胞表面有一个明显标志，好比坏人戴着一顶特殊的“鸭舌帽”，CAR-T就能通过这个表面标志进行识别和攻击。因此，CAR-T在一些血液肿瘤中效果非常突出，因为靶点暴露，细胞也更容易接触到目标。

　　TCR-T则更像是“听暗号”辨敌人。很多实体瘤的异常信号藏在细胞内部，外表不一定有明显标志。肿瘤细胞会通过HLA分子把内部蛋白片段呈递到细胞表面，TCR-T识别的就是“突变片段+HLA”这个组合。以KRAS G12V为例，突变发生在细胞内部，但如果被HLA-A*11:01呈递出来，特异性TCR-T就有机会精准识别并攻击。

 

　　【科普番外小剧场】→

　　CAR-T看外表，TCR-T听暗号。如果癌细胞躲在“高楼”里、外表毫无破绽，我们的免疫部队该怎么办？

　　TCR-T如何给T细胞装上“监听设备”，捕捉癌细胞内部的基因突变信号？

　　它为什么是实体瘤（如胰腺癌、肺癌、肝癌等）的新希望？

　　看外表VS听暗号——两位“抗癌大将”如何互补搭档、各显神通？点击收看科普视频，为您揭晓答案。

　　光明网《健康视点》：该创新疗法的初步数据，即6例患者中4例肿瘤缩小、2例部分缓解，且无严重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在ASCO年会上广受关注。您如何解读这个数据所带来的临床价值与意义？

　　赵宏教授：

　　我会用“谨慎乐观”来评价这组数据。对于晚期、难治实体瘤，尤其是已经接受过多线治疗的患者，能够在早期探索中看到部分患者肿瘤缩小，甚至达到部分缓解，同时未观察到大于或等于3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临床信号。它说明KRAS G12V / HLA-A*11:01这一靶点组合并不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是有可能在真实患者体内产生抗肿瘤效应。

　　但必须强调，这仍然是IIT和早期临床研究阶段，样本量有限，随访时间也需要继续延长。下一步还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疗效能否在更多患者中重复？缓解能维持多久？哪些患者最可能获益？如何进一步提高T细胞在实体瘤中的浸润、持续性和安全性？只有这些问题不断被回答，早期积极信号才有可能走向更规范、更大规模的临床验证。

 

【话题三】从实验室到临床——赵宏团队的实践与探索

　　光明网《健康视点》：您带领团队在胰腺癌TCR-T治疗领域取得了客观有效率超60%的突破性成果，并入选ASCO最新突破摘要。能否分享这个成果背后有哪些您想分享的心路历程？

　　赵宏教授：

　　这个成果背后，首先是临床需求的牵引。作为长期从事消化系统肿瘤诊疗的外科医生，我们深知，手术能够帮助一部分患者，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胰腺癌，很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发生转移，失去了根治性手术机会；即使接受手术，也有复发转移的风险。面对这些患者，我们一直希望把肿瘤分子分型、免疫识别和细胞治疗结合起来，为晚期、难治性患者探索新的治疗可能。

　　第二，这一成果离不开临床团队与创新药企业的协同攻关。TCR-T细胞治疗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临床团队提出真实问题、筛选合适患者、严密观察疗效和安全性，也需要可瑞生物等创新药企业在抗原发现、TCR筛选、功能验证、细胞制备工艺、质量控制和转化体系方面提供支撑。此次探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团队与可瑞生物等创新力量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是“从临床问题出发、回到临床验证”的重要实践。

　　第三，我们始终坚持以患者获益为核心。实验室里T细胞能否杀伤肿瘤细胞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进入真实患者体内后是否安全、是否可控，能否带来肿瘤缩小、症状改善，甚至为后续治疗争取更多时间和机会。此次胰腺癌TCR-T治疗相关成果入选ASCO 2026年会最新突破摘要，对团队是鼓励，也是一份责任。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数据仍来自早期临床探索，还需要在更规范、更大样本、更长随访中进一步验证。

　　所以，这一成果的意义不仅在于看到令人振奋的早期信号，更在于证明临床医生与创新药企业围绕中国患者真实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有机会把前沿技术逐步推向临床、转化为患者希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严谨、审慎、开放合作的态度推进研究，让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技术经得起临床检验。

 

　　光明网《健康视点》：我们了解到，TCR-T疗法有非常严格的患者入选条件，即需要同时满足“KRAS G12V突变”和“HLA-A*11:01阳性”两个条件。能否为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双重条件”？

　　赵宏教授：

　　这个“双重条件”正是TCR-T精准性的来源，也决定了它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简单说，KRAS G12V是肿瘤细胞内部的“突变暗号”，HLA-A*11:01则像是把这个暗号展示出来的“窗口”。TCR-T识别的不是单独的KRAS突变，也不是单独的HLA分子，而是“KRAS G12V突变肽段+HLA-A*11:01”形成的复合物。

　　如果患者没有KRAS G12V突变，就没有对应靶点；如果有KRAS G12V突变，但不是HLA-A*11:01阳性，这个特定TCR也可能“看不到”目标。这个限制听起来严格，但它体现了精准治疗的本质：把适用人群筛得更准确，才有可能提高识别特异性和治疗安全性。未来随着更多TCR分子、更多HLA型别和更多抗原靶点被开发出来，适用人群有望逐步扩大。

 

　　光明网《健康视点》：在目前的患者招募中，有哪些具体的纳入标准？患者如果想参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

　　赵宏教授：

　　具体入组条件必须以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临床研究方案为准。一般来说，适合进行初步筛查的人群包括：经病理确诊的晚期、复发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基因检测提示存在KRAS G12V突变；HLA分型为HLA-A*11:01阳性；既往标准治疗失败、不能耐受，或缺乏有效标准治疗方案；同时需要有可评估病灶，身体状况、心肝肾功能、血液学指标等能够承受细胞采集、预处理和回输过程。对活动性感染、严重自身免疫疾病、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等情况，则需要慎重评估。

　　患者如果想了解是否有机会参与，建议先不要自行停药或盲目更换治疗方案，而是在主诊医生指导下准备病理报告、影像资料、既往治疗记录、基因检测报告等，由研究团队进行初筛。如果尚未做HLA分型，需要进一步检测。符合基本条件后，还要经过多学科评估、充分知情同意、细胞采集、体外制备、必要的预处理、细胞回输以及密切随访。TCR-T不是一次简单注射，而是一个严谨、连续、受伦理和医学规范约束的临床研究流程。

 

　　【科普番外小剧场】→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120万一针的抗癌神药”。但它真的只是一针药吗？不——它是把你的免疫细胞变成“超级特警”的活细胞疗法。

　　点击收看科普视频，带您走进人体微观战场：科学家如何给T细胞戴上“识别眼镜”？CAR-T特警为什么在血液肿瘤中百发百中，面对实体瘤却束手无策？从巡警到特警，一支细胞军队如何实施“精准打击”？

【话题四】展望“中国药”的未来与挑战

　　光明网《健康视点》：目前TCR-T疗法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这项技术大规模走向临床还面临哪些挑战？

　　赵宏教授：

　　我认为主要有五方面挑战。第一，是靶点和人群的挑战。TCR-T 往往受到肿瘤抗原和 HLA 型别限制，如何覆盖更多突变、更多 HLA 人群，是扩大适用范围的关键。第二，是实体瘤微环境的挑战。实体瘤像一座防守严密的“堡垒”，存在免疫抑制、缺氧、纤维化屏障和抗原异质性，T 细胞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持续发挥作用，是疗效提升的核心。第三，是安全性的挑战。越精准的治疗，越要严密评估脱靶风险、细胞因子释放、神经毒性以及对正常组织的潜在影响。第四，是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挑战。自体细胞治疗从采集到制备再到回输，周期、成本、批间一致性和质量标准都非常关键。第五，是证据转化的挑战。IIT 和早期临床研究提示方向，但真正走向临床应用，还需要前瞻性、多中心、规范化临床试验来验证安全性、有效性和长期获益。

 

　　光明网《健康视点》：此外，您还牵头组建了“消化系统肿瘤细胞与基因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接下来您和团队将聚焦哪些技术领域和创新方向，难点在哪？

　　赵宏教授：

　　重点实验室的定位，是围绕以消化系统肿瘤为代表的实体瘤，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临床验证—成果转化”的链条。下一步我们会重点聚焦几类方向：一是肿瘤抗原和新靶点发现，包括突变抗原、肿瘤/睾丸抗原、病毒相关抗原等；二是CAR-T、TCR-T等基因修饰免疫细胞的设计优化，尤其是提高实体瘤中的浸润能力、持续性和抗抑制能力；三是PDX、类器官、单细胞测序、免疫组库等模型和高通量分析平台建设；四是细胞制备工艺、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评价体系；五是治疗性肿瘤疫苗、新抗原疫苗以及联合治疗策略。

　　难点在于，实体瘤不是单一靶点、单一药物就能解决的问题。肿瘤异质性很强，同一个患者不同病灶之间也可能不同；免疫微环境会不断变化；患者既往治疗史也会影响免疫状态。同时，细胞治疗还面临制备周期、成本、标准化和可及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临床样本库、拟人化肿瘤模型、功能基因组学筛选、细胞工艺和临床试验紧密结合，形成一个不断反馈、不断优化的闭环。

 

　　光明网《健康视点》：您曾经谈到要研发“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未来“中国药”在这一领域还能瞄准哪些靶点或新方向？这会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希望与改变？

　　赵宏教授：

　　我理解的“中国药”，不是简单地把国外药物在中国复制一遍，而是要立足中国患者的疾病谱、遗传背景、HLA 分布、病毒感染相关肿瘤特点和真实临床需求，做真正有原创价值、也真正适合中国患者的创新药。

　　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很多。比如，在消化系统肿瘤中，KRAS 等高频驱动突变仍然是重要靶点；在肝癌领域，HBV 相关抗原、GPC3、AFP 等肿瘤相关抗原有很大研究价值；在部分实体瘤中，肿瘤/睾丸抗原、新抗原以及免疫微环境调控靶点也值得持续探索。除了 TCR-T、CAR-T，治疗性肿瘤疫苗、DC 疫苗、新抗原疫苗以及多种联合治疗，都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方向。

　　对患者来说，最大的希望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未来当标准治疗效果有限时，医生还能基于分子检测、免疫分型和身体状况，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个体化的治疗选择。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原创研究，让更多晚期实体瘤患者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更好的生活质量，也让中国的创新药真正走向世界、造福更多患者。

　　最后，我想提醒患者和家属两点：第一，不要因为看到“KRAS G12V突变”就失去希望。医学发展很快，过去看似难以突破的靶点，正在被新的免疫细胞治疗、疫苗和联合治疗策略重新探索。第二，也不要因为看到新技术就盲目选择。TCR-T等疗法目前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是否适合参与研究，必须由专业团队结合病理诊断、基因检测、HLA分型、既往治疗、身体状况和风险获益进行综合评估。

　　医学创新的意义，是把今天的科学探索一步步变成明天可以被验证、可以被规范使用、可以真正帮助患者的治疗方案。我们愿意和患者、科研团队、创新企业一起，把这条路走得更稳、更扎实。

 

策划出品

监制 高赛

本期记者/编导 李丹

本期编辑 牟舒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