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浦东新区杨思中学见到初三学生王亮（化名）时，他正在心理咨询室排队等候一场即将到来的对谈。他似乎并不期待，“是班主任拉我来的”。他对学习没兴趣，“反正也考不上高中，学不学都一样”，他生活在一个气氛压抑的家庭里，以不影响他学习为由，父母早在五年前就切断了家里的网线、没收了他的手机。除了上学以外，他几乎和亲戚、同学以及这个社会失去了联系。

　　心理老师王迪发现，王亮的情况比较复杂。第一时间，她找来了杨思中学所在三林镇的未成年人保护站社工高晨，“他可能需要心理干预”。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处于抑郁障碍的高发期。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设。2022年，“新增200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被纳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当年9月底，上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实现街镇全覆盖。其中，心理关爱、法律服务、风险排查及紧急干预等，都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功能所在。日前，记者探访了数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迈出最难的一步

　　浦东新区三林镇有约2.4万名未成年人，在浦东乃至整个上海，这个数量都位居前列。2022年年底，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成立后，三林镇聘请了上海东方社会工作事务所的专业社工，与镇相关部门、社区干部一起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特别是应对近年来需求增长的青少年心理干预、疏导。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社工高晨跟踪帮助的孩子大约有20多位。“一部分是社区上报的困境儿童，还有一部分情况严重些，是派出所提供的案例，说明孩子们出现了一些自杀倾向。”

　　李旭（化名）是一名17岁的男生，如果不是辍学，他今年应该读高三。因父母离异，母亲又身患重病，李旭的家庭条件十分拮据。高晨第一次去家访时，李旭住在三林塘老街一处不见天日的出租屋里，厨房灶台是露天的。

　　李旭多次向母亲表达了轻生念头后，母亲选择报案，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介入了。社工几次上门后，虽然仍无法打动李旭，母亲却决定搬家了，“要给孩子一个更明亮的环境”。经过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评估后，母亲咬牙把李旭送进了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

　　“这些年，伴随着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再回避自己的抑郁情绪，而往往是父母不愿直面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高晨说。和他遇到的许多家长一样，李旭的母亲起初十分抗拒，担心孩子接受了心理治疗后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留下就诊记录，影响一生。可真正迈出最艰难的一步后，她却发现孩子的转变很快，仅仅一个月的治疗后，李旭就回家了。“虽然短期内还无法回到学校，但他情绪平和了，也更积极地面对生活。”高晨说。

　　去年下半年，社工们越发感受到，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一定的“幸存者偏差”。“并不是困境家庭、低保家庭的孩子们心理问题就一定更严重，因为全社会对他们的关爱更多，各条线部门、社区所掌握的数据更全面。”上海东方社会工作事务所服务部主管乐玉柱说。

　　高晨曾遇到一例由幼儿园报案，并转到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进行跟踪观察的例子。“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发现浑身是伤，但由于父母不愿深究，事情不了了之。我们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家暴，却也无能为力。”为了强化对这类问题的发现机制，三林镇与辖区内47所学校（包含幼儿园、小学、中学）签署协议，形成一整套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护的方案。“通过将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的资源和学校对接，许多学校能够在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时，第一时间找得到专业力量和抓手，让孩子们少走弯路，阳光成长。”三林镇社发办相关负责人说。

　　王亮就是由学校发现，交给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进行疏导的。当天给王亮做心理疏导的正是乐玉柱。他耐心听孩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平视的态度和孩子说了许多交心的话。经过评估，王亮的问题在于家庭关系，需要进一步通过家访、与其父母互动，不断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目前，杨思中学通过与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的合作对接，也实现了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及时干预。不久前，王迪就发现，个别班级的孩子出现“划手”现象，即用尖锐的物品在手臂上划出伤口或形状。“我们访谈和观察后发现，有的孩子是因为家庭关系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有一些是模仿行为。通过及时跟进，并请专业社工介入，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王迪说。

　　母亲“临终托孤”

　　母亲重病离世，父亲患有精神疾病且长期住院，16岁的杨明（化名）该由谁来监护？前不久，经长宁区检察院支持起诉，法院最终判决由孩子的大姨担任其监护人。这是民法典颁布后，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

　　华阳路街道儿童督导员刘莉莉介绍，对杨明的帮助从2020年底就开始了。那一年，杨明因为母亲病重，父亲患有精神疾病，家庭陷入困境。华阳路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第一时间介入，将杨明纳入困境儿童范畴予以关心。

　　2022年，杨明的母亲病情恶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将孩子托付给姐姐。在朋友和居委会干部的见证下，王女士写下遗嘱，指定姐姐王阿姨作为杨明的监护人。遗嘱立好的第6天，王女士病逝。新问题来了：杨明的生父还在世，仅凭王女士一纸遗书，王阿姨真的能成为他的监护人吗？

　　民法典第29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但居委会并不知道如何操作，更不确定杨明的情况是否适用这一条款。于是，他们带着王阿姨向检察机关寻求帮助。

　　华阳路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家庭监护支持小组”随即开启多方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完成遗嘱认定、抚养意愿和抚养能力调查、财产监管方案确定等多个环节。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鉴定，长宁区检察院认为由王阿姨担任杨明的监护人最为适宜。法院确认由王阿姨担任杨明的监护人，并按照杨明和王阿姨的意愿对其涉及的房产和相关资产予以冻结保护，待杨明18岁后启封。同时“家庭监护支持小组”也承担指导、帮助和监督职责。

　　王阿姨今年60多岁，只有老家每月100多元的退休金。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启动临时救助，长宁区妇联第一时间为杨明落实助学金，并对接爱心人士为他们定向捐赠，解决杨明18岁前王阿姨在上海的生活开支。如今，杨明和王阿姨已回归正常生活。读高中的杨明学习成绩优异，性格也很阳光。王阿姨说：“现在我们一切都好。我会在上海把杨明一直照顾到上大学。”

　　最近，华阳路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还向长宁团区委申请了开展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类公益项目。“考虑到杨明已经长大，需要独立空间。”华阳路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副站长赵顺怡说，“通过微改造，会让杨明和王阿姨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如同黑夜里的点点星光，照亮杨明的人生前进之路。

　　以善意面对社会

　　在赵顺怡看来，当困境少年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帮助，会让他们心怀感恩，以更大的善意面对社会，从而减少后期社会问题的发生率。上海各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出现，也是恰逢其时。

　　当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小军（化名）家时，感受到的就是“寂静”。小军出生于聋人家庭，自身有听障，存在社交障碍；面临中考，又值青春期，叛逆却又自卑。

　　结合微信、访视的情况，长风新村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联合党建联盟及教育共同体成员单位，盘活各类学习、社交活动等资源，有针对性地制定两套服务方案。一套针对孩子，帮助他制定学习目标，由社工一对一辅导，并鼓励他参加集体活动、发展阅读等兴趣爱好；另一套针对父母，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并指导他们与青春期孩子沟通，组织家庭协商会议，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参与家庭事务。

　　经过多次服务，小军已考上心仪的学校，父母的焦虑情绪也明显缓解。母亲还透露在其生病期间，孩子会主动关心，帮助做家务，她觉得孩子变懂事了，甚是欣慰。

　　据介绍，普陀区在各街镇的未成年人保护站内，都嵌入了“未爱小屋——未成年人心理关爱服务空间”，全面建立“家—校—社—医”联动机制，成立未成年人专家、公益、法务、社工四大资源库，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在街镇层面实现未成年人保护“一站式”服务。

　　在虹口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虹口区民政局通过购买服务，开展“艺乐融融”项目，对虹口区困难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提供艺术赋能、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让艺术为困难家庭注入正能量，激发青少年的内在潜能，让他们的成长更有力量。

　　目前，上海正聚焦“开展普法和法律服务”“落实风险排查和紧急干预”“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持续开展家庭监护支持服务”“强化家—校—社联动”“建设公益活动平台”六大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提质增能，打造未成年人身边保障合法权益、保护身心健康的前沿阵地和避风港湾。（记者周楠 杜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