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发烧、咳嗽、尿路感染，看起来都像是“局部出了问题”。但当感染引发全身失控的反应，患者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说话颠三倒四、白天嗜睡夜里躁动，甚至昏迷。很多家属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年纪大了”“是不是没睡好”，却不知道，这可能是脓毒症累及大脑发出的警报。现代医学把它称为“脓毒症相关性脑病”。中医药怎样理解这场全身危机？刘清泉教授提出的“正虚毒损、络脉瘀滞”和“扶正、解毒、通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重视整体、又重视变化的观察角度。

　　“糊涂”有时不是小事，而是身体在拉警报

　　一位老人因肺部感染住院。开始只是咳嗽、发热，第二天却突然认不出家人，一会儿说有人要害他，一会儿又怎么叫都叫不醒。家属很疑惑：感染在肺里，怎么脑子也出了问题？

　　这正是脓毒症相关性脑病可能出现的情形。脓毒症不是简单的“细菌跑进血里”，而是感染诱发机体反应失调，并造成器官功能障碍。肺、肾、心脏会受影响，大脑同样可能受累。患者可以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昼夜颠倒、烦躁、幻觉、胡言乱语、嗜睡或昏迷。有些人度过危险期后，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记忆下降、睡眠紊乱、焦虑或行动能力减退。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老年人、基础病较多的人和重症患者，未必都会出现典型高热。有时最先被家属发现的变化，就是“和平常不一样”：突然沉默、不愿吃饭、答非所问、走路不稳，或者异常兴奋。此时不要只把它归因于衰老、情绪或睡眠，也不要等患者“自己清醒”，应尽快告诉医护人员。

　　为什么一次感染，会牵连全身甚至大脑？

　　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座城市。免疫系统像消防和治安力量，血液循环像道路和运输网络，各个器官则是维持城市运转的重要部门。正常情况下，感染发生后，身体调动免疫力量清除病原体，危机解除后再逐步“收队”。

　　但在脓毒症中，这套反应可能失去平衡：一方面，炎症反应过强，像救火时水压、烟雾和车辆同时失控，可能伤及正常组织；另一方面，免疫系统也可能很快陷入疲惫，清除病原体的能力下降。微循环障碍、凝血异常、血压下降、缺氧以及代谢紊乱相互影响，大脑便可能出现“供给不稳”和“环境失衡”。

　　大脑并不一定有细菌直接侵入，也可能因为全身炎症、脑部微循环改变、血脑屏障受损以及神经免疫反应异常而出现功能障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患者脑部影像未发现明显的新发梗死或出血，却仍然严重谵妄或昏迷。

　　当然，“感染后意识改变”不等于一定是脓毒症相关性脑病。低血糖、电解质紊乱、药物影响、脑卒中、癫痫、缺氧等都可能造成类似表现。医生需要结合感染情况、生命体征、化验、用药和必要的影像或脑电检查进行排查。这个诊断的要点，不是看到“糊涂”就下结论，而是寻找背后的全身原因，并排除其他急症。

　　中医看重症，不只是“清热”两个字

　　公众常把感染理解为“上火”，觉得中医治疗无非就是清热解毒。事实上，急危重症的病情远比“有热就清热”复杂。

　　刘清泉教授在长期急危重症临床与研究中，将脓毒症的核心病机概括为“正虚为本、毒损为标”，关键在“正虚毒损、络脉瘀滞”，治疗强调“扶正、解毒、通络”。通俗地说，就是重症感染时往往同时存在三件事：身体维持正常运转和抗病的力量不足；病邪及其引起的异常反应持续损伤机体；气血运行不畅，脏器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供养受到影响。

　　“正虚”不是简单等同于“身体弱”，更不能理解成一味进补。高龄、慢性病、手术创伤和长期消耗，都可能使患者应对感染的能力下降；而剧烈的感染本身也会迅速耗伤人体。患者可能前期高热、烦躁，随后出现精神萎靡、四肢发冷、血压不稳，这说明病情在变化，治疗也不能一成不变。

　　“毒损”也不只是指某一种细菌或毒素。按照这一理论，它更强调致病因素及机体失调反应对脏腑功能造成的持续损害。现代医学所观察到的炎症失衡、组织损伤和多器官功能障碍，可以帮助公众理解这种“损”的严重性。

　　“络脉瘀滞”则可以类比为城市中的小道路和末端运输出现拥堵。即使大血管还通畅，组织末端的血流、氧气和营养交换也可能不理想。中医所说的“通络”，并不是简单把血液“稀释”，而是根据患者具体状态，改善气血运行和脏腑之间的联系。因此，“扶正、解毒、通络”并非三个互不相干的动作，而是围绕同一场全身危机进行整体调节。

　　这一思路最重要的科普意义，是提醒我们：重症感染并非只有“病原体”一个问题。抗感染非常关键，但患者能否恢复，还与循环、免疫、凝血、胃肠功能、营养和各器官状态有关。现代重症医学同样强调尽快控制感染源、使用合适的抗感染药物，并进行液体复苏、升压、呼吸支持和器官保护。中医药的角色应当是在规范现代抢救基础上的辨证协同，不能替代抗生素、手术清除感染灶或生命支持。

　　三味药的组合，为什么叫“参附黄”？

　　围绕“扶正、解毒、通络”的治法，刘清泉教授团队对参附黄方进行了持续研究。参附黄方由人参、附子和大黄组成。三味药放在一起，看起来颇有反差：人参偏于扶助正气；附子在中医急症中用于温阳扶正；大黄不只是大众熟悉的“通便药”，还承担通腑、泄浊、解毒和推动邪有出路的作用。这个配伍体现的不是单纯“补”，也不是一味“泻”，而是在正虚与毒损并存时兼顾扶正与祛邪，并使气机、腑气和络脉保持通畅。

　　这里尤其要澄清两个误区。

　　第一，方子名字里有常见中药，不等于可以照方抓药。附子的炮制、剂量、煎煮和配伍直接关系安全；大黄的使用也要考虑患者的胃肠状态、体质、病程以及其他药物。重症患者病情变化快，肝肾功能、血压和电解质都可能不稳定，绝不能自行服用，更不能用它代替急诊救治。

　　第二，基础研究中的“有效”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人都能获益。刘清泉教授团队的动物研究显示，参附黄方可减轻脓毒症模型动物的多器官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并改善生存情况。这为其作用提供了实验依据，但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常规应用，还需要规范的临床研究进一步回答：哪些患者更适合、何时介入、剂量如何、与现有治疗怎样配合，以及如何监测安全性。对公众来说，最稳妥的认识是“值得研究的协同方案”，而不是“包治重症的秘方”。

　　大脑“受伤”后，中医药可能从哪里发挥作用？

　　脓毒症相关性脑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脑病。它更像全身炎症、循环障碍和代谢紊乱在大脑中的集中表现。因此，治疗首先仍是控制感染、稳定呼吸循环、纠正低氧和内环境紊乱，同时尽可能减少会加重谵妄的因素。

　　从“扶正、解毒、通络”的角度看，中医药关注的是患者整体状态：既要面对邪毒造成的损伤，也要保护正气，维持气血运行，并根据神昏、躁动、痰、热、瘀、虚等不同表现辨证处理。对于老年脓毒症相关性脑病，相关专家共识也提出，中医药治疗需根据证候选择清热解毒、涤痰开窍或扶阳固脱等不同方法，并可考虑针刺协同；但推荐强度和证据水平仍有限，实施时必须由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评估。

　　这与“一个方子从头用到尾”完全不同。同一个患者，早期可能高热烦躁、痰热明显，病情进展后也可能出现阳气亏虚、四肢厥冷；恢复期又可能以乏力、睡眠差、食欲不振为主。中医急症治疗强调动态辨证，随着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真正的整体观，不是模糊地“全身调理”，而是持续观察患者在不同阶段最突出的矛盾。

　　家属能做的，不只是“等医生通知”

　　在重症救治中，家属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患者是否“和平时不一样”，往往只有熟悉他的人最清楚。可以重点告诉医护人员：患者平时记忆和交流能力如何；意识变化从何时开始；是突然发生还是逐渐加重；近期是否服用了安眠药、镇静药或止痛药；是否有摔倒、抽搐、少尿、呼吸困难、进食明显减少等情况。

　　探视或陪护时，尽量使用简短、熟悉的话帮助患者确认时间和地点，不要多人同时追问，也不要因患者说了奇怪的话而争辩或责备。白天保持适度光线和交流，夜间减少噪声；经医护人员同意，可准备眼镜、助听器等熟悉物品，减少感官障碍带来的恐惧。患者躁动时不要擅自按压或强行喂水，以免跌倒、误吸或拔除管路，应立即寻求医护帮助。

　　更重要的是识别需要立即就医的信号：感染或疑似感染同时出现意识异常、呼吸急促、明显气短、皮肤湿冷或花斑、血压下降、尿量显著减少、极度虚弱或持续高热，应尽快急诊评估。时间越早，控制感染和保护器官的机会越大。

　　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是把患者放在治疗中心

　　面对脓毒症和脓毒症相关性脑病，最危险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认为中医药对重症毫无价值，另一个是把某个方子当成替代现代抢救的捷径。

　　刘清泉教授“正虚毒损、络脉瘀滞”的理论，价值在于把重症感染看作一场动态的全身失衡：既要祛除和控制致病因素，也要重视患者自身抗病与恢复能力；既要看到炎症和毒损，也要看到循环、胃肠、凝血与多器官之间的联系。参附黄方以扶正、解毒、通络同治，是这一理论的方药体现之一，但其使用必须建立在辨证、规范和安全监测之上。

　　对于普通人，记住一句话就够了：感染之后突然“变糊涂”，可能不是小事；第一步不是找偏方，而是尽快就医。对于已经进入重症救治的患者，中医药可以在专业团队评估后作为协同手段，但抗感染、感染源控制和生命支持始终是不能耽误的基础。科学看待传统经验，也尊重现代医学的救治规律，才是真正为患者争取机会。

　　健康提示： 本文用于健康科普，不能替代医生诊断和处方。附子等药物具有明确的安全风险，参附黄方及其他急症中药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师辨证使用，切勿自行购买、加减或煎服。

　　作者：王雪蕊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中医疫病化瘀解毒理论创新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