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骨科疾病谱系中，骨肿瘤虽不像骨折、关节炎高发，却以“恶性程度高、治疗难度大、患者群体特殊”成为悬在医患心头的“硬骨头”。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骨肿瘤约2万例，其中骨肉瘤占比超30%，患者多为10-25岁青少年；更严峻的是，转移性骨肿瘤占骨科肿瘤患者总数的90%以上，这类患者既要应对原发肿瘤的侵袭，又要防范骨破坏引发的病理性骨折、神经压迫等致命风险。

　　面对这些难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教授深耕骨肿瘤诊疗领域30余年，带领团队在技术创新、多学科协作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诊疗路径。近日，新华网专访张伟滨教授，探寻骨肿瘤诊疗突破的关键内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教授

　　从“经验手术”到“数字导航”，让复杂手术精准可控

　　“10年前，我们做一台骨盆骨肉瘤手术，要提前对着CT片画3天图，术中靠手感判断肿瘤边界，切多了，患者可能失去关节功能；切少了，癌细胞残留导致复发，那种‘两难’至今难忘。”回忆起早年临床经历，张伟滨教授满是感慨。

　　骨盆、脊柱等部位的骨肿瘤手术，曾是骨科领域的“高危禁区”。这些部位解剖结构复杂，血管神经密集，肿瘤往往与重要组织“缠绕”生长，传统手术依赖医生经验，精度难以保证。“转机出现在多模态影像融合与3D打印技术的结合上，这相当于给医生装上了‘透视眼’和‘导航仪’。”张伟滨教授解释道。

　　据了解，所谓“多模态影像融合”并非单一技术的突破，而是将CT、磁共振（MRI）、PET-CT三种影像的优势叠加：CT清晰显示骨破坏范围，MRI捕捉软组织肿块与神经血管的毗邻关系，PET-CT则标记肿瘤活性区域，三者整合后，能生成1:1的三维可视化模型，医生用不同颜色标注肿瘤、血管、神经，肿瘤的“藏身之处”和边界一目了然。

　　在此基础上，3D打印技术进一步实现“定制化诊疗”。“我们会根据三维模型打印出实体肿瘤模型，术前在模型上模拟截骨、设计假体；术中用3D打印导板固定截骨位置，就像给手术装了‘标尺’，截骨误差能控制在1毫米以内。”张伟滨教授举例说，去年团队接诊了一位16岁的骨盆骨肉瘤患者，肿瘤紧邻髂内动脉和坐骨神经，按传统方案需截肢。通过多模态影像建模，团队发现肿瘤与神经间有2毫米的安全间隙，随后定制3D打印截骨导板和钛合金假体，术中精准切除肿瘤后完成重建。患者术后3个月就能拄拐行走，6个月恢复正常上学。

　　如今，这种“数字导航”技术已在瑞金医院骨肿瘤中心常态化应用。从脊柱肿瘤的椎体置换，到踝关节、腕关节等小关节的肿瘤切除，3D打印假体的适配率达98%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骨肿瘤3D打印临床应用上已走在全球前列，“尽管技术起源于欧美，但我国将其广泛应用于临床，仅瑞金医院每年就完成300余例3D打印辅助骨肿瘤手术，不少国外团队专程来沪学习技术方案。”

　　打破科室壁垒，MDT模式让患者不再“辗转求医”

　　“医生，我肺癌转移到腰椎了，肿瘤科让我先化疗，骨科说要先做手术固定，我到底该听谁的？”在骨肿瘤门诊，张伟滨教授常遇到这样迷茫的患者。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转移性骨肿瘤诊疗的多元化：肿瘤科聚焦肿瘤控制，却易忽视骨结构稳定性；骨科关注骨折预防，却对肿瘤分期、化疗方案缺乏认知，患者往往在多个科室间辗转，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转移性骨肿瘤占比90%，若不能打通肿瘤治疗与骨保护的衔接，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率就无从谈起。”2018年，张伟滨教授牵头成立瑞金医院骨转移瘤多学科协作（MDT）团队，整合骨科、肿瘤科、放射科、病理科、康复科等10余个科室的专家资源，设立专属MDT门诊，构建起“一站式”诊疗体系。

　　“我们有一套高效的协作机制，当科室遇到疑难病例，比如多发骨转移、肿瘤位置特殊的患者，会先在MDT微信群里上传病史、影像资料；门诊护士梳理后，根据病情需要协调相关科室专家共同会诊。”张伟滨教授介绍，患者无需奔波，只需在约定时间带齐资料前往MDT门诊，就能获得多学科专家共同制定的方案。

　　68岁的李阿姨（化名）就是MDT模式的受益者。她因肺癌腰椎转移就诊时，已出现腰背部剧烈疼痛，无法站立。最初，肿瘤科计划先进行化疗，但MDT团队会诊后发现，李阿姨的腰椎椎体已被肿瘤“蛀空”，若先化疗，可能引发椎体塌陷压迫脊髓，导致瘫痪。最终，团队制定了“先微创，再同步开展化疗+靶向治疗”的方案，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后，患者肿瘤得到控制，已能自主行走。

　　“以前，骨科和肿瘤科‘各管一摊’，患者要跑3-4个科室才能定方案；现在MDT团队‘拧成一股绳’，把肿瘤治疗、骨保护、康复指导整合在一起。”张伟滨教授透露，为了让更多医院复制这一模式，团队还牵头制定了《瑞金医院骨转移瘤多学科诊疗共识》，明确各科室职责与协作流程，目前上海已有20余家医院推广该模式，患者平均就诊时间从2周缩短至3天，大大降低了病理性骨折发生率。

　　破解骨肿瘤转移困局，为患者抢“生机”

　　尽管技术与协作模式取得突破，骨肿瘤诊疗仍有两座未被攻克的“大山”：骨肉瘤患者在规范治疗后有一定几率会出现肺转移，现有手段只能在转移灶形成后通过CT发现，错失早期干预时机；化疗药物仍以顺铂、阿霉素等为主，数十年未更新，靶向药多为“跨癌种试用”，缺乏针对性方案。

　　“青少年是骨肉瘤的主要群体，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让转移成为‘终结符’。”张伟滨教授的团队将研究重点聚焦在“骨肉瘤干细胞外泌体诱导肺转移微环境”机制上。他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肿瘤转移不是‘癌细胞随血流乱跑’那么简单，它就像‘侵略者’，会先派‘信号兵’（外泌体）去肺部‘踩点’，外泌体携带的纤维化因子，会让肺部正常的成纤维细胞变成‘肿瘤友好型’细胞，为癌细胞定植‘筑巢’。”

　　目前，团队已在骨肉瘤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到多种异常表达的纤维化因子，这些因子与肺转移风险高度相关。“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找到其中最关键的‘信号分子’，一旦找到，不仅能开发肺转移超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还能通过药物阻断这一信号通路，从源头阻止转移灶形成。”

　　在技术创新上，骨肿瘤手术机器人研发是另一大重点。“目前全球还没有专门的骨肿瘤手术机器人，核心难点是术中实时跟踪，肿瘤在术中可能因体位变化轻微移位，传统导航无法动态调整。”张伟滨教授介绍，团队联合科研机构研发的机器人雏形，已能通过术中超声实时捕捉肿瘤位置，将术前规划影像与术中场景“精准匹配”。“预计2-3年内，首款骨肿瘤手术机器人将在中国诞生，届时偏远地区的医院也能通过远程指导，开展复杂的骨肿瘤手术。”

　　谈及未来，张伟滨教授表示，骨肿瘤诊疗没有“终点”，但只要我们在技术上更精准、在协作上更高效、在研究上更深入，就能为患者多抢一点生机，多留一份希望，“这是骨科医生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