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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前列腺癌已经成为我国男性泌尿生殖系统不容忽视的健康威胁。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前列腺癌年新发病例约16.39万例,在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中排第5位。
更让临床医生揪心的是,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在初诊时为临床局限的早期,有超半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不少人等到骨痛等明显不适才就医,已经错失根治机会。
近日,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龚侃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前列腺癌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早筛、早诊、早治;一旦进入晚期,则要分清疾病阶段,做好全程管理和个体化治疗。

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龚侃教授
“富贵病”背后:老龄化、生活方式与遗传风险
龚侃喜欢用“富贵病”来比喻前列腺癌。这个说法背后有两个变化:一是寿命延长。到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2亿,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前列腺癌因此更加突出。二是生活改善带来的饮食结构变化,高脂肪、高热量、高蛋白的饮食习惯受到关注。
不过,龚侃也提醒,“富贵病”只是帮助公众理解疾病背景的比喻,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条件好的人才会患病,也不能把高蛋白饮食直接等同于致癌原因。前列腺癌的发生涉及多种因素,具体饮食因素的影响仍需结合研究证据理解。
遗传背景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龚侃说,如果父亲、兄弟等直系亲属患过前列腺癌,自身风险会明显升高。家系中有一位直系血缘亲属患病,风险是普通人的2至4倍;有两位以上家人患病,风险可提高到4至8倍。他建议,有前列腺癌直系家族史的人群,可将关注筛查的年龄提前至40至45岁。
前列腺癌早期常无特异症状,别等到骨痛才就医
我国前列腺癌患者初诊偏晚,是龚侃在门诊中反复看到的现象。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前列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67%,欧美发达国家为97%,差距明显。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提高15个百分点”的目标,前列腺癌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
为什么容易被“发现得晚”?龚侃解释,前列腺癌早期没有特异性表现,常会和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的表现混淆,很难引起患者和家属注意;加上部分男性存在就医羞耻心理,容易一拖再拖。“等到出现骨痛、消瘦等典型表现,疾病往往已经进展,甚至发生远处转移,错过了理想治疗时机。”
另一方面,部分男性对前列腺癌风险认识不足,没有形成主动检查的意识;也有人即使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出现异常,也没有及时复查和进一步诊断,从而错过较早发现疾病的机会。
为此,龚侃建议:50岁以上男性应当每年进行PSA筛查;父亲、兄弟等直系亲属患有前列腺癌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建议提前至40~45岁。他特别提醒,第一次PSA检测结果应当留存作为基线,后续随访观察数值变化趋势,能帮助更早捕捉病变信号。
早期治疗并非“一刀切”
发现前列腺癌后,治疗也不能一概而论。龚侃介绍,部分低危早期患者可以主动监测。按国际标准,Gleason评分3+3=6、PSA小于10、穿刺阳性体积小于5%的患者,可以在医生严密监测下暂时不治疗,每3个月复查,等肿瘤进展到威胁健康和生命时再及时处理。
需要治疗的患者,可结合病情和身体条件考虑手术或放疗。前列腺癌根治术已有百年历史,从开放手术到微创手术,再到如今的机器人辅助手术,精准操作和功能保护不断进步。放疗也能达到与手术接近的疗效,对身体条件不适合手术,或担心术后性功能、尿控受损的患者,是很好的选择。龚侃还特别提到,随着手术机器人系统和手术技巧提高,保神经手术和术后尿控功能都有很大进展。

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龚侃教授
转移之后,先分清mHSPC和mCRPC
对于晚期患者,治疗决策需要综合肿瘤恶性程度、患者身体条件,以及转移病灶的数量、部位和大小等信息,还要结合病理、基因检测及影像学结果。同样是发生远处转移,患者会分属mHSPC(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与mCRPC(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治疗目标和策略差异巨大。
mHSPC 阶段肿瘤虽然已经转移,但依旧对激素治疗敏感,临床主要目标是长久控制肿瘤,尽可能延缓进展到耐药的mCRPC 阶段。雄激素剥夺治疗联合新型抗雄激素药物是这一时期的标准治疗,部分患者还可以酌情叠加化疗、放疗。一旦进展到mCRPC,肿瘤出现耐药,患者会承受骨痛、乏力、消瘦等多重痛苦,化疗、止痛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还会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也随之变少。
龚侃用“多米诺骨牌”比喻疾病进展:临床要尽量延缓后续的连锁反应,在每一阶段争取更长时间的疾病控制。他特别谈到骨转移的危害——骨痛可能影响睡眠,病理性骨折、截瘫等问题会严重降低生活质量;内分泌治疗还可能加速骨量流失。因此,骨健康管理也应纳入治疗过程。老年患者本身可能有骨质疏松,使用内分泌治疗时要补钙、配合维生素D,每天晒太阳40分钟以上,并补充优质蛋白;双膦酸盐类药物、单抗类药物等可帮助骨转移治疗和骨保护。
“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制定不能套用统一模板。”龚侃谈到,医生需要综合考量患者年龄、身体状态、肿瘤负荷、转移位置和数量、病理结果、既往治疗反应,结合基因、分子影像检测结果来做个体化判断。临床已经拥有手术、放疗、新型内分泌治疗、化疗、PARP抑制剂、核素治疗等多种手段,基因检测能够识别HRR、BRCA等靶点,为部分患者匹配靶向药物。治疗之后也不能一劳永逸,需要短期复查PSA,及时识别对药物不敏感的患者,动态调整方案。
精准影像技术与核医学改写前列腺癌的诊疗格局
在龚侃看来,核医学的发展正在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认识疾病。过去判断前列腺癌是否有转移主要靠骨扫描,但骨扫描特异性和准确率不高,对广泛淋巴转移、内脏转移等也无能为力。PSMA PET/CT等分子影像可以补充病灶分布信息,帮助发现过去不易识别的转移,为治疗决策提供依据。PSMA即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在前列腺癌细胞膜上的表达水平可达正常细胞的100至1000倍,是前列腺癌精准诊疗中的重要靶点。
“既然影像探针可以定位癌细胞,就可以把治疗性核素搭载上去,精准打击肿瘤病灶,实现诊疗一体化。”例如,Lu177放射配体疗法(RLT)将靶向配体与治疗性放射性核素结合,通过识别相应靶点递送辐射,给部分晚期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但他同时提醒,核素治疗并非越晚越好,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越早越好。如果等到疾病很晚、患者身体状况和骨髓造血功能已受影响时才考虑,耐受条件可能并不理想;在激素仍敏感、肿瘤负荷较高时联合相关治疗,是当前全球探索的方向,但仍需更多循证医学证据。是否适用、何时介入、如何联合,应依据相应证据和适应症,由专业团队综合判断。
从做好早期PSA 筛查,抓住根治机会;到晚期分清疾病阶段,动态开展个体化全程管理。龚侃表示,想要缩小我国前列腺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生存差距,需要全社会提升疾病认知,把早筛落到实处;而晚期患者,也应当充分利用好分子检测、新型影像、创新药物,在延长生存的同时守住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