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肿瘤研究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的关键阶段。

正如在2025年，《中华肿瘤杂志》为纪念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所设专栏、由深圳学者罗伟仁撰写的专题文章《重新思考肿瘤》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抗癌斗争中，无论是肿瘤基础研究还是临床实践，几乎所有探索均围绕“体细胞突变”这一理论展开，比如在分子分型、个体化精准医学、基因治疗、新抗原肿瘤疫苗研发以及测序技术开发等诸多方面。即便近年备受瞩目的肿瘤微环境研究，包括肿瘤免疫方向，其最终归因仍往往指向癌细胞或微环境细胞中的某些特定基因和突变。然而，“体细胞突变”范式并未为临床带来真正有效的肿瘤治愈路径，倘若继续以该理论为主导框架，显然难以在肿瘤的理解与治疗上取得实质性进步。”

“一场系统性、范式级的科学重构已刻不容缓。”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研究员罗伟仁、这位2024–2025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的深圳学者表示。

罗伟仁师从我国鼻咽癌研究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开泰教授，以及国际著名肿瘤微环境与三维类器官模型先驱、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Mina J. Bissell教授。近年来，他通过引介国际前沿学术成果，并结合本土高发肿瘤（鼻咽癌）的临床与生物学特征，系统性引入生态学与进化原理框架，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肿瘤生态学研究体系，推动后基因组时代“新肿瘤学”的学科范式转型——即从传统的基因中心主义，转向强调动态演化、多尺度互作与系统适应性的生态进化融合观。

由罗伟仁主译、2026年出版的《癌症生态学与进化》，系全球首部系统融合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原理深入解析肿瘤生活史的学术专著。以下报道节选自其撰写的译后记《重构肿瘤学研究与实践范式》，旨在深化对现行肿瘤学范式局限性的理解，并凸显范式革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无疑，“体细胞突变”理论是现代肿瘤研究的主流范式。这一概念可追溯至一百多年前Boveri T的里程碑式专著《恶性肿瘤的起源》，即肿瘤由染色体畸变而引起。 自1976年Varmus H和Bishop M发现病毒致癌基因，以及随后Weinberg R克隆出首个癌基因(RAS)和抑癌基因(RB1)以来，肿瘤领域便掀起了基因与分子研究的狂潮。以“体细胞突变”理论为核心范式、以DNA和基因突变为叙述方式的主导框架由此确立。“没基因就没机制”这样的观念深刻烙印在蓬勃发展的分子病理分型和个体化精准医学中。2024年《自然》评论虽主张重新审视肿瘤命名，却是倡导基于突变和分子分型分类法。“大爆炸”模型更是无视环境压力而认为某些肿瘤“天生就是坏蛋”。即使探究肿瘤微环境（包括肿瘤免疫等层面），最终也往往归因于某些特定基因和突变为根本驱动因素。在临床实践中，例如未发现常见“肿瘤突变”，或靶向药物疗效不佳甚至导致病情恶化时，其通常不是去反思治疗策略背后的逻辑局限性，而是加大投入去寻找所谓更关键的肿瘤基因。

然而，“体细胞突变”范式并未能带来有效的肿瘤治愈途径。除了通过外科手术或肿瘤减积术来缩小突变靶标体积外，当前医疗手段无法将进化层面的考量纳入治疗策略。面对抗性、复发和转移等一系列复杂难题，我们往往束手无策或者无法合理安排治疗时间与时机，在临床决策与疾病管理中本应是“领导者”变成了“跟随者”。完全可以预料的是，患者预后难以实现质的改善，根除肿瘤这一社会目标更是遥不可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正如《重新思考癌症》所指出，关键在于我们采用了这个不完整甚至错误的“体细胞突变论”框架来解释肿瘤。我们往往将肿瘤视为仅需靶向的突变。表征和靶向所谓的致癌“驱动突变”，这几乎成为了当前肿瘤学研究和实践的唯一重点。

此外，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我们对单癌细胞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还原语言。因此并不意外，尽管近年一些报道通过空间转录组测序或结合其他组学技术去探究肿瘤生态系统，却最终难免陷入“体细胞/基因突变”的漩涡，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3D类器官技术奠基人Bissell MJ早就指出，癌细胞与其周围组织形成了新的功能“器官”。然而，我们对此置若罔闻。自1953年DNA结构发现以及随后的生化之谜被陆续解开，加上一代又一代的测序技术应用以来，我们在收获丰硕果实的同时，不自觉陷入了一个狭隘视角，即认为所有生物学现象包括肿瘤均可由DNA解析。至今仍能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官网看到以下描述:“肿瘤是一种基因病，即由调控细胞功能的基因发生变异所引起。”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位著名哲学家亦曾说过:“凡是在理论上正确的，在实践上也必定有效。”我们确实要问一句，当前“体细胞突变论”框架下所取得的诸多“突破性发现”中，真正属于“癌症进步”的会有多少?此时此刻，亟需一场深刻且行之有效的范式变革。

综上所述，罗伟仁强调:“当前精准医学追求多组学‘多管齐下’，试图‘一网打尽’各类癌症。但正如拆解汽车零件无法解决交通拥堵，该分子还原视角亦难以应对肿瘤在种群、群落及生态系统等更高层次现象，反而加剧其复杂性。个体化治疗必须立足生态与进化原理，将肿瘤置于宏观生态环境与机体微中观环境嵌套构成的动态系统中，而非静态的基因与分子异常集合。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治疗范式从以‘最大细胞减灭’为目标的被动干预，转向以‘长期疾病控制’为导向的主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