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阿尔茨海默病（AD）已成为导致老年人失能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AD的患病率达3.9%。作为一种致命性且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AD一旦进入中晚期，不仅将极大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产生长期照护成本，也会给家庭、医疗体系、社会带来多重负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晓春表示，AD如今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疾病、糖尿病与代谢性疾病之后，第五大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慢性疾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平均8～10年会丧失生活能力。当AD突破轻度认知障碍阶段进入中晚期，记忆宫殿的崩塌不再局限于近期事件遗忘，患者甚至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构成环环相扣的照护难题。

　　我国非常重视AD的诊疗发展。去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痴呆防控科学知识基本普及，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全面开展，老年期痴呆风险人群得到早期干预，规范化诊疗机制更加完善。

　　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上，AD防控已不仅是医学命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由于AD的病理改变在临床症状出现前的十余年就已经开始，这也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战略缓冲的宝贵时间。

　　陈晓春主任认为，AD防控管理需要把握早诊早治的“黄金窗口期”，突破性的创新疗法逐渐推动疾病防控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干预。值得关注的是，当创新诊疗手段能够在疾病早期延缓并控制病情进展，如果因价格和报销门槛被挡在临床之外，失去的不只是单个患者的治疗机会，更是整个家庭和社会控制疾病负担的战略机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陈晓春

　　对话：

　　阿尔茨海默病（AD）在国内的发病情况如何？为什么早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

　　陈晓春：阿尔茨海默病（AD）是老年群体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占老年痴呆的50%-70%。然而，我国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通常在出现记忆和思维问题很久后才被发现。

　　AD发展轨迹犹如倒置的沙漏，早期症状隐匿难察，中晚期则呈爆发式恶化，最终将患者、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拖入照护困境。数据显示，2015年，AD患者年均费用是人均GDP的2.4倍，社会经济总成本高达1,677.4亿美元，占我国当年GDP的1.47%。单个患者的经济负担已远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患病人数持续增长，累积负担也迅速上升，将形成沉重的社会成本压力。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疾病、糖尿病与代谢性疾病作为“四大慢病”被列为疾病防控的重点，我们一直强调AD需要得到同样的重视，因为该病往往导致患者在病程后期发生失智失能，给家庭照护带来巨大压力。因此，要想更好地防控AD，需要通过早期筛查、早期诊断，进而早期干预。如果将患者维持在轻度认知障碍（MCI）和AD轻度痴呆阶段，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基本可以自我照护，这将极大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的压力。

　　阿尔茨海默病（AD）在国内的早诊率如何？患者和家庭存在怎样的痛点和挑战？

　　陈晓春：AD早诊早治生态系统的建设非常重要，只有将这个体系逐步搭起来，患者才能真正从中受益，照料者的负担也能减轻，整个社会的成本也会随之降低。现在的医生也越来越重视早期筛查、早期诊断的问题。

　　我们在多个社区试点筛查过程中发现，我国AD早诊率和轻度认知障碍(MCI)就诊率仍然较低，这一现状与多重因素有关。最大的痛点之一仍然是公众对疾病本身的认知存在不足，很多人看到老人记忆力减退或性格变化，往往将年龄大了“老糊涂”归为正常，最后等到患者就诊时已经进入中晚期。

　　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就诊率为28.6%，轻度认知障碍就诊率仅为2.8%， 95%的患者一经确诊即为中晚期，丧失了获得早期诊疗的机会。相关研究显示，患者处在轻度痴呆阶段时，神经元损害已经超过50%，中度的神经元损害就可能超过80%，重度的神经元损害甚至可能超过90%。阿尔茨海默病到了重度就没有办法挽回了，任何治疗手段都无法让患者回归到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的程度。

　　除此之外，中晚期患者常会因为走失而溺亡或发生其他意外死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期卧床也容易导致诸多并发症，如肺部感染、肌少/肌弱症、深静脉血栓、褥疮、泌尿系统感染等，这些均为中晚期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有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中重度AD诊疗费用数倍于MCI或轻度AD。这也反映出把握AD早期干预的窗口期至关重要，越早干预，越早获益，越能够有效控制医疗负担，越有长期价值。

　　关注轻度认知障碍（MCI）的干预，如何做到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早期的精准诊断？

　　陈晓春：实现早期精准诊断需构建三级预防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中，从国家层面给出了战略性指导。其中，也明确要求推进65岁及以上老年人认知功能初筛。

　　初级筛查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量表进行快速认知评估，结合数字化工具提高筛查效率，眼动分析、语音分析等诊断模型，也能够助力“无创、快速、低成本”的AD早期筛查。

　　对可疑病例，患者可以进一步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评、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测，比如说磷酸化Tau 217（p-Tau217）、p-Tau181，血浆Aβ42和Aβ40的比值等，以及脑脊液生物标志物或者分子影像等明确病理改变。

　　技术创新是突破诊疗瓶颈的关键。如果通过筛查证实患者处于MCI或者轻度痴呆阶段，患者可以接受靶向治疗，也就是疾病修饰治疗（DMT），通过靶向清除β-淀粉样蛋白（Aβ）斑块，可有效减缓神经元损伤。这些进展都将进一步推动AD诊疗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干预转型。

　　早期干预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AD）是否能够改变疾病轨迹？这样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健康和经济的获益？

　　陈晓春：早期干预AD的核心策略是减缓患者进入痴呆状态的进程，相当于尽量拉长时间，让患者能够更好地维持生活自理功能状态，有效延缓疾病进程，获得更长时间的独立能力与生活尊严。

　　目前已获批的DMT疗法均为靶向Aβ的单抗药物。临床试验证实,有已获批的Aβ的单抗能够降低AD患者进展到中度痴呆的风险,并帮助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丧失独立能力前挽回长达约3年的独立生活时间。并且，当脑组织的Aβ负荷降低到目标值，就可以考虑停药。停药期间可以继续保持观察和随访。目前，相继发布的指南和专家共识均推荐符合条件的早期AD患者使用Aβ单抗药物进行治疗。

　　从经济层面看，2015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年均费用就已达到了1.1万亿人民币，中度、重度AD的总成本是轻度AD的1.3、2.1倍。对阿尔茨海默病而言，公众对早期干预的认知和行动力不足，容易错过治疗的“黄金窗口期”。所以，早期干预和治疗是一种短期且有效的“必要手段”，将端口前移，使患者及其家庭可以得到更长期的获益。

　　阿尔茨海默病（AD）创新疗法陆续获批，新药物推动临床走向疾病修饰治疗（DMT）时代，给国内诊疗实践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陈晓春：过去，AD治疗以胆碱酯酶抑制剂、NMDA受体拮抗剂为主，仅能暂时缓解症状，无法改变疾病进程。随着创新药物获批，以抗Aβ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DMT疗法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

　　如今，AD的治疗目标从控制症状升级为修饰疾病，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干预，未来的AD治疗也会走向多靶点联合治疗，甚至基因、疫苗、干细胞等创新疗法会进一步推动AD治疗朝着“综合干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可以有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式，可以让患者获益更大。

　　疾病修饰治疗（DMT）药物适应证明确，这类药物尽早实现可及与可负担，对减轻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医疗机构负担，缓和医保基金压力，具有怎样的意义？

　　陈晓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将来很多家庭都可能遭遇到AD的疾病问题，应当把AD防控作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给予重视，将AD纳入疾病诊疗“特殊病种”，提高患者早期阶段就诊率，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此外，AD中晚期病人的长期照护保险非常重要，独生子女在未来可能要面对照顾四个甚至更多老人的情况，如果家庭中有老人进入痴呆阶段，独生子女将不堪重负。

　　在药物方面，现阶段单克隆抗体对减缓AD疾病进展具有效果。医保有必要尽快将这些药物纳入报销范畴，哪怕是给予部分比例的报销。这些药物能够加速可及、合理使用，就可以更早地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有效减轻AD患者和家庭的负担。因为疾病一旦发展为中重度，将来需要承担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压力会更大。尤其是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如日本已将Aβ单抗纳入医保，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对我国而言，我们应该对AD这种会对重大公众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疾病造成重大影响的疾病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把医保资源用在刀刃上应对老龄化加速的影响，助力健康中国2030。（范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