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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滴……”
闹钟响起,随着窗外光线渐渐变亮,小美疲惫地抬起眼皮,记不清这个月是第几次失眠。
上初中的小美正在爱美的年纪。近来,她对体重不够满意,几个要好的同学间正在流行节食减肥。持续的节食让小美的体重渐渐减轻,但其他问题也伴随而来:即使面对平时最爱吃的饭菜也没有胃口,甚至吃完饭就要到卫生间去催吐;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开始脱发……最终,在家人陪伴下,小美在医院被确诊为神经性厌食症。
生活中,像小美这样的女孩不是个例。
吃饭的困扰
推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七层心身医学科住院部的门,并没有熟悉的“医院”气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宽敞明亮的大厅墙壁悬挂着《黄帝内经·素问》的摘抄。左边走廊两侧安置了十几间病房,四人一间。病房没有五花八门的治疗、监测仪器,简单得像一间宿舍。公告栏贴满祝福的便利纸,就连病房的取物说明也画着卡通图案。
休息大厅内两张大桌是孩子们用餐的地方。下午三点多,几个一脸稚气的女孩围坐桌边,她们身材消瘦、脸颊凹陷,低头玩手机时,后颈上一节节脊椎骨高高突起,身上住院专用的浅灰色裤子空空荡荡。如果退回公告栏旁仔细看,能发现便利贴写着:“好好吃饭,早日康复”。
“到这儿的人,都有着吃饭的困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杨磊说。
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3年第4期《青年女性进食障碍患者的认知灵活性》文中写道,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以其对食物、体质量和体型的过分关注和过度控制为临床特征,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及暴食障碍三种类型,青少年女性为“ED”主要发病群体。
病房里那些骨瘦如柴的女孩,大多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厌食患者面对食物时,由于种种心理障碍,总是“难以下咽”,体重大大低于正常标准;与之相反,神经性贪食患者会不受控制地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食物,同时因为惧怕增重,会再通过催吐、过度运动等方法排出食物,避免被身体吸收。
杨磊接触的患者绝大多数是女孩,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瘦,有的瘦到脱相,入院时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并伴有多种并发症。“但她们仍然害怕长胖,并抗拒吃饭。在她们的观念中,瘦下来才会变美,而只要少吃就能变瘦。”杨磊说。
变瘦的沉重代价
很难想象,厌食和贪食这两种状态,常常会在同一名患者身上重叠。
乌黑的秀发,红润的脸庞,小洛在社交账号展示着多彩而正常的生活。而三年前,她曾经因为危重的进食障碍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救治。
青春期女孩对体重秤的数字格外敏感。刚开始,小洛只是想减掉10斤,她对于自己170cm的身高、110斤的体重并不满意。“好朋友说我再瘦一点更好看。”小洛开始减少每餐的摄取,主食减半,并且过程中不断地喝水。很快,目标体重达到了,在收获称赞和肯定后,小洛觉得感觉很好,并萌生出还可以再瘦的想法。
因为吃得少,小洛常常在深夜饥肠辘辘,“我会在外卖平台点油腻的烤串或者炸鸡。吃完又后悔怕长胖。”自责和焦虑促使她开始催吐。“手伸到嗓子里抠,常常吐到弯着腰直不起来。”小洛说,看着镜子里吐到眼球充血的自己,她只觉得如释重负。
渐渐地,小洛陷入厌食和暴食的循环。当小洛被家人送进医院时,她的体重掉到只剩60多斤,血压也只有50~70mmHg,缺钾缺磷低蛋白和水肿症状全都开始出现。到了这时,小洛才发现,即使不想再瘦下去,她也根本无法阻止体重继续下降。
杨磊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进食障碍患者对于身材变胖的恐惧很极端,自我评价常受身材及体重变化而影响。在深夜、独处或无聊、沮丧和愤怒的情境下,经常会引发患者的暴食行为,无法自制地进食直到腹胀难受方才罢休。暴食后,患者虽暂时得到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罪恶感、自责及焦虑感又促使其利用不当方式(如催吐、滥用泻剂、利尿剂、节食或过度剧烈运动)来清除已吃进的食物。在杨磊接诊的患者中,那些经常催吐的孩子,牙齿会因为接触到胃酸而受损。
对于病床上的小洛来说,她的肠胃功能太弱,只能从喝营养液开始。经过细心调理,慢慢地小洛的体重开始上升,也可以正常饮食。
“我们更换食物都需要遵医嘱,对我们来说,吃饭就像吃药一样严格。”小洛说,医院的环境温馨,这让她的忧愁多少得到了缓解。然而,与疾病的抗争就像一场拉锯战,病情反复也是常态。
住院期间,小洛的情绪也曾经历起伏。一天早中晚加上加餐,小洛一共要吃6顿饭,她曾用手机在社交账号上敲打:“每一天吃到身心俱疲,根本没办法保持开心。”
入院后,医生会发给每人一个小册子,这是科室主任李雪霓在英国考察时,翻译的《进食障碍的动机促进与心理教育》手册。手册里解释了进食障碍的成因、危害,每一章都有需要患者回答的问题,比如分析哪些是进食障碍的易感因素、触发因素以及病情持续的因素,哪些因素阻碍你好起来,有哪些现在可以改变的地方。
像做家庭作业一样,小洛填完后,会有医生和她一项一项讨论。一个住院周期往往是4周到6周,以患者的体重上升、脱离生命危险为最基础的出院标准。几个月后,小洛各项数值达到指标出院。
现在,小洛已经与食物和解,她不再抗拒吃高热量的食物,诸如蛋糕、面包等。“以前年纪小,盲目追求瘦,现在想想太幼稚了。”她对食物的关注越来越少,转而将注意力投入社交和其他爱好上。
被外部评价裹挟
2014年住院部建立之初,杨磊就开始在病房工作,2020年后病房又扩建,这里的收治对象主要以进食障碍患者为主。
杨磊告诉记者,患病女性占绝大多数,以青少年为主。近年来,体形不满和进食障碍在青少年群体中愈发普遍。在杨磊接诊过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
在《1990年至2017年中国进食障碍发病率的长期趋势分析:结合点及年龄—时期—队列方法》中写明,2017年,中国女性进食障碍(ED)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是每10万人94.87例。年龄是“ED”最重要的人口因素之一。男性和女性在15~19岁年龄组中观察到的“ED”发生率最高,其次是20~24岁年龄组。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尤其是寄宿学校的学生,被认为是“ED”的高危人群。这些青少年和青壮年正处于发育期,承受着与身体变化、继续教育和就业有关的压力,加上心理上的不成熟,容易患上各种精神疾病。追求瘦的理想是“ED”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
患上神经性厌食症的人知道自己病了吗?
从杨磊接触过的病患来看,许多人心态是矛盾的。“他们多少明白这不太正常,身体健康已经出问题了,但患者极度恐惧发胖,甚至形成一种生理性反应,一吃东西就如临大敌,甚至崩溃,干脆不吃。所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杨磊无奈地表示,对这类患者,人们还存有许多误解。
“像是家长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不肯好好吃饭,认为孩子在故意对抗。实际上进食障碍发展到后面会是不可控的状态,家长一定要理解孩子的痛苦。”杨磊说。
这种不可控的状态之一,是出现体象障碍。一种对自己身体部位的存在、空间位置和各部分之间关系的认识障碍。杨磊告诉记者,得病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很胖,看不到自己的瘦。他接诊过一个孩子,在其他人看来已经骨瘦如柴,她却指着身材正常的人说:“你看我比他还胖。”“明明她的胳膊都没有肉了,她捏起自己的皮,说你看我浑身都是肉,我是个大胖子。在她的感知里,会把自己感知成是一个胖子。”杨磊说。
进食障碍有低就诊率的特点。《柳叶刀》杂志2020年3月刊发的论文《进食障碍:急需创新和进步》中指出,只有约20%的进食障碍患者寻求治疗,且往往是在病情发展的晚期。
在其他科室,患者是来“求医”的;而在进食障碍诊室,往往是杨磊苦口婆心地劝导,消瘦的女孩们却激烈地坚持没有生病。
前几年一个住院的女孩让杨磊印象深刻。女孩只有16岁,但每年都要至少住两三次医院,在她身上就同时有暴食和催吐行为,并且存在过度运动。这个孩子严重到在住院期间,护士需要监督她的作息行为。“她就半夜时不睡觉,趁着护士巡回的空档,盯着护士从房间走了,她就起来走路,蹦跳,以此消耗更多能量。在蹦跳中,她的脚崴了,忍着肿痛也要继续蹦。”杨磊顿了顿:“这个女孩很可惜,她家庭很好,人也聪明,却被父母过高的期望压垮了。”
这些对身材有着近似疯狂执念的孩子,在杨磊看来,都缺少一个内部的评价参考。“患病的孩子自我评价更依赖于外界,更容易受到像社会文化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杨磊说。
“女性出现厌食症表面是对食物的一种反感、对自我身体的摧残,实际上是对苗条文化的迎合。”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敬婕说。
张敬婕表示,现在的消费主义文化,一方面为人们制造出各种商品,传递一种大众要乐享生活、满足各种欲望的导向,例如各种高油高糖的糕点,但同时,又宣传要苗条和漂亮、美是一种生产力。这本身是个矛盾。要如何解决呢?消费主义给出很多方案,可以通过节食、医美、手术或是吃药等方式来达到平衡。
“商家会用很漂亮、很愉悦的话术来宣传。比如说你的身体你做主,你是经济独立自信的女孩,等等,用极具正面影响心理影射力的话语来促进、推动人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张敬婕说。
张敬婕表示,身材焦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无差别、全社会的一种文化浸染,一般人很难抵抗。尤其在当下的一种文化自由、个体自由的背景下,看似表面上是个体主观的选择,实际上所有人都是一种被动的,被商业资本设计好标准答案下的选择。如果没有清醒认知,就会被裹挟在其中。”
辛酸的诱发因素
为了迎合社会审美而减肥,是许多人节食的开始,但患上进食障碍的未成年人,不少人还有变美之外的烦恼。
“往往有更前置的诱发因素,才会一发不可收拾。”杨磊接诊过的患者里,有的家庭父母关系紧张,从小对孩子存在忽视;有的父母管教太严苛,孩子用不吃饭的方法来抗议;也有人遇到了校园霸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青春期的少年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一开始,他不一定是为了减肥,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引起体重下降,却得到了某种肯定和关注,使孩子持续这种状态,慢慢地进入到病态。另外,这些有进食障碍的孩子几乎都同时伴有焦虑症状,多一半有抑郁症状,还有一部分有强迫症状。”杨磊说。
多年之前,北京女孩琴琴曾患上进食障碍,那时她只有12岁。
最早发现异样的是保姆,她发觉孩子不怎么吃她做的饭。据琴琴回忆,当时自己已患有抑郁症,又在饭桌上被舅舅刺激,“他当着那么多亲戚说我胖,我妈还觉得舅舅说得对。”
琴琴叹了口气:“开始只是和妈妈赌气,希望她能更关心我,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减肥的头几周,饿劲儿上来了,琴琴就扛着不吃,渐渐地她越吃越少。每顿饭琴琴只吃一汤勺的米饭。吃三明治时她半天舔掉一个角,“我觉得那些正常吃饭的人可恶心了。”“那时候,我在学校垫着垫子做仰卧起坐,脊椎竟然把后背给硌紫了。”琴琴说。
半年多的时间,琴琴的体重从140斤降到78斤,174cm的她看上去极度消瘦,但自己却不觉得有问题,“摸到自己瘦骨嶙峋的骨头,只觉得特别酷,特别美。”
“终于,我爸觉得我瘦得有点吓人,就带我去医院化验,他根本没想过是心理疾病。”有个化验时的细节,琴琴一直记得,由于过瘦,抽血检测时半天都抽不出来血。
那段时间,琴琴的爸爸工作没那么忙,他告诉琴琴每天必须吃完早饭才送她去学校。“我那时候非常爱上学,就努力地吃饭。”感受到温暖的琴琴,找到了好好生活的动力,她积极配合治疗,认真吃饭,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
如今,琴琴早已痊愈多年,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她直言:“事实上,我认识的每一个进食障碍患者,他们经历的只会比我多,不会比我少,只是很多人难以启齿。家长只看表面会觉得,孩子病得没有那么重,不看病也能好。”
树立多元审美
进食障碍面临着一个无奈的局面,相当数量的患者在医院里得到了良好治疗,但出院后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常常会复发、再度入院。
杨磊表示,对于青少年进食障碍的治疗,目前国内外推荐的一线治疗方法主要是基于家庭的治疗。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自己家,在父母的帮助之下康复。
“医院有一些线上的课程,需要家长跟心理咨询师密切配合。”杨磊进一步说明,目前主要是两方面的治疗手段:一方面在医院,通过门诊或住院的方式为主,对患者进行治疗,另外有长期跟医院合作的心理咨询师,他们主要做家庭干预。“每周规律地进行一次或者几次,帮助这个家庭好起来。”
“很多人患病可能和家庭有关,生病后又会造成更多的家庭冲突。只有从源头上下手,才能有效避免复发。”杨磊说,所以来到医院的患者和家属首先要接受的是家庭心理治疗。进食障碍的成因十分复杂,虽然不能将患者心理上的障碍与疾病建立因果联系,但依然可以作为治疗时的参照。一家人坐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聊相处中存在的问题、对彼此的不满和愿意作出的改变。
杨磊说,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不同,一旦从节食发展到了进食障碍,疾病就有了独立的规律,只从心理和情绪上帮助患者是不够的,必须配合营养、饮食措施。
“许多父母太自责,导致无法继续照顾孩子。我会先开导他们,现在需要父母站在一起,像照顾婴幼儿一样管着、帮助孩子吃饭。”杨磊和一个家庭的谈话可能会进行五六次,内容甚至细化到家里谁来做饭,谁帮孩子盛饭,要不要陪着孩子一起吃,吃饭时聊些什么。
谈起治疗成效,杨磊表示:“能接受这一理念的家长反馈还是很不错的,接受不了的,我们叫作病例脱落。原因是有相当多的父母,双方观点都不统一。”在上午杨磊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孩子,妈妈比较接受提供的治疗模式,但爸爸却责备甚至打骂孩子,认为孩子生病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他不认为这是病,觉得孩子是故意的。”
在国外文献《习惯性饥饿和挑衅性行为: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极端自杀行为的两条潜在途径行为研究与治疗》中对进食障碍有着更可怕的描述:这几乎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精神疾病。死亡率高达5%~9%,患者往往因为节食、营养不良而导致各种继发性疾病,例如心血管并发症、肾脏衰竭等。另外,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自杀率是一般人群的31倍,原因可能在于,50%~75% 的厌食症患者会经历终生重度抑郁,长时间对饥饿的忍耐,也让他们对疼痛的敏感性下降,进一步增加自杀风险。
显然,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的进食障碍已迫在眉睫。
“对于青少年来说,家长的参与太重要了。”杨磊告诉记者,生病的孩子有很多是来自不和睦的家庭。最根本还是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能够给到孩子更多的关注,成长是比较顺利的,这个是最根本的预防。
另外,在就诊患者中,不少是学习舞蹈、艺术、播音、花滑等方面的女孩,这些专业对形象有苛刻的要求。“老师平时就会对孩子说体重要减到多少斤以下。”杨磊表示,由于未成年人的三观容易受到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冲击和影响,呼吁和提倡整个社会不要过度的以瘦为美,应当树立和提倡健康向上的多元审美。“超重到危害健康,肯定是需要瘦身的。但大多数患上进食障碍的孩子,本身体重是正常的,只是盲目地追求变瘦,这是不可取的。”杨磊说。
张敬婕表示,“我们倡导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加强教育和引导,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健康观念进行普及,提高公众对信息的认知和辨别能力,呼吁正确生活方式的回归。”
小美最终意识到自己盲目节食减肥有多大危害,现在,她正在医院的帮助下,和家人一起积极而努力地恢复健康。就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发给进食障碍患者的治疗手册写的那样:改变不总是很容易。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你。
(为保护隐私,文章中所有患者均使用化名)(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