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工转化领域，有这样一组有趣的数据对比或许值得大家关注。当前，在国内清华、浙大、北大、复旦、交大等顶尖国内科研高校活跃专利近２０万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拥有有效专利只有３０００件，然而每年中国高校科研专利转化率约３.８％，美国则高达５０％，是中国高校转化效率的１３倍。

　　这组数字的比较直观地描摹出在万众呼唤产业源头创新的当下，本土医药产业创新困境——一方面是最能本土原始创新力的高校、医疗机构海量的“沉睡专利”等待微乎其微的成功转化可能，另一方面产业界、投资界对真正具有潜力早期创新技术求贤若渴，但如大浪淘沙般举步维艰。真正桎梏医工成果转化的痛点究竟在哪里？站在实践的角度，有哪些方式能够解决目前的挑战？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端与研发端的交流与合作？在宏观经济下行，资本市场进入寒冬的环境下未来又有哪些投资趋势需要把握？对于医工融合生态圈的每一方又将产生怎样新的叙事？

　　３月2日，以“高效推动医工成果转化，赋能本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为题，生命科学创新生态联盟（IDEA）与创健研究行业智库平台发起，联合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健贤研究院和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奇言·虹桥工坊２０２４首期线下沙龙在虹桥举办，本次沙龙活动邀请包括上海虹桥管委会公共服务处处长刘飞、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邵黎明、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陆震、第九人民医院成果转化办公室学科规划处长许锋、浙江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董寅、飞镖（ATLATL）创新中心　创始人兼CEO朱鹏程、丹纳赫中国管委会成员、副总裁韦春燕、菲鹏集团首席财务官兼投资官朱杰伦等来自高校、医院、产业、投资、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业内行业专家共同参与，基于医疗领域格局现状，医工转化实践经验进行分享。对于“医工转化＂让我们来听这些业界大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赵永清 奇璞领袖工坊创始人、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人

　　医工转化蕴含着巨大的机会以及未来可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医工融合“已经成为医疗行业的热点，然而经过多年实践和不断努力，国内医工转化效率依然桎梏重重，创新成果成功转化率不足10%，行业内很形象地将医工转化比喻为“沉睡的火山“，如何打通医工转化之路，唤醒“沉睡的火山”，作为2024年度奇言·虹桥工坊首期沙龙，汇聚代表源头创新的高校代表、深刻洞察临床一线需求的医院代表、常年从事医工转化相关政策研究的专家、产业界、资本界的代表，共同探讨全球赛道下医工转化的赛道方向；高校、医院的创新成果如何借助产业、资本的力量进行转化；政策层面又应如何做好赋能医工联动和转化，促进更多源头创新力真正走出实验室，走向工业界，让一个个好的创意能够真正惠及患者。这是我们举行本次沙龙的初衷，希望结合行业智慧，挖掘源头创新，形成产融互动，实实在在带来一些创新和思考。

刘飞 上海虹桥管委会公共服务处处长

　　医疗健康产业是虹桥重点发展的产业板块之一。通过持续努力，目前大虹桥区域内已经迎来包括信达、正大天晴等一批医疗健康领域的头部企业，以及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等一流的医疗机构。对管委会的工作而言，聚焦做好资源配置，在虹桥形成从技术、人才到产业、资本的成熟健全生态，并能找到独特的赛道，发挥虹桥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与张江、长三角区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使虹桥板块内的医疗健康产业在上海的医疗产业、甚至全国医疗产业生态中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脱颖而出。期望通过虹桥工坊的平台链接更多来自产业的洞见、专家的意见以及医疗创新领域的顶尖人才，聚在虹桥、留在虹桥、创业虹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创新、创业画卷。

朱杰伦 菲鹏集团首席财务官(CFO)及首席投资官(CIO)

　　过去三年国内创投领域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是基于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全球范围的PE/VC都面临募资困难的挑战，国内市场亦不例外，一级市场募集资金的总量相比有明显幅度的下跌；另一方面，国内创投领域相比三四年前以美元基金为主的募投格局已经彻底转变成当前人民币基金为主导的时代。基于资本格局的变化，生命科学产业的投资趋势也发生了根深蒂固的变革，“投早、投小”是当下主要的投资逻辑，以前投Pre-IPO的机构都去投PE轮，投成长期的机构去投了早期，投早期的都直接下场做天使孵化；每一个产业链下游都在往上游延伸。然而投越早期的项目，对于投资团队的技术判断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会有更大的挑战，早期项目没有很多的实验数据和财务报表可以查验，在“盲态”的条件下如何辨别和找到真正能够转化的，具有源头创新力的项目，更多还是要看核心技术团队，以及是否有过硬的IP。

　　此外，投早期的项目对投资人的管理能力要求也更高，现在的投资人不仅要参与投资，同时也需要更多参与投后赋能甚至是投前赋能的工作。这个赋能除了简单的投进去之后看公司的报表，参与董事会项目的决策，更多还会需要参与比如海外项目到国内引进技术的转化，投后和工业级别资源的对接等实操层面。同时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做好“产融投”联动，在各级政府基金的引导下，联动各方资源，通过市场化的专业运作，通过资本引入和赋能优质创新项目落地，协同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政产资的三方共赢。

朱同玉 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如何把“投早，投小”做好，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实践起来常会面临两方面的困惑——一个是对于投资方来说如何找到真正有价值、有前景的项目；另一个是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好的创新成果能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我觉得解决这些困惑，最好的方式就是创新、投资和企业三方必须要有更深度的融合。现在包括复旦在内各大院校的基础学院是真正原始创新诞生的地方，但这些创新都在象牙塔里。以前我们常会谈，走出去，使这些成果让更多企业和投资方知道，而现在我觉得能不能把企业、投资方请到大学里来，融合到大学的创新中去。我一向主张好的投资决策应该在试验台前，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发生。我常会跟投资人说，你不站在试验台旁，没有看到结果你敢投吗？只有真正来到实验室，看到我们的实验是怎么进行的，看到结果发生，你会感到很兴奋，才是真正做出投资决定的时刻

邵黎明 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朱院长提到的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融合，要做产学研转化，这几个相关方融合在一起形成合力非常重要。另外我想谈到的是价值认知的问题，医工转化的话题非常热，但真正在实践层面，国内高校医工转化成功率不到１０％，远落后于MIT、哈佛等海外顶尖大学。很多人将医工转化的挑战归因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觉得除了政府的政策方面，产业融合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迭代和突破，更重要的是也想提醒大家一定要走好第一公里，也就是说如何真正做好源头创新，一个好的创意，必须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如果以这样的价值认知去做好创新，提高我们的基础研究、创新研究的质量，那么我们的创新才能实现更多高价值转化，整体的发展才更有希望。

陆震 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上海高校科技发展中心原来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更多是注重科技管理、项目管理，虽然我们也做一些医工融合的工作，但与现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相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前，高校相关工作有点“悄无声息”。

　　这几年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我们深刻体会到门打开了，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第一还是在人才建设方面，应当尽快培养具有技术转移相关专业和实践经验的人才，借鉴海外高校，建立专业的技术转移中介平台，帮助做好高校创新技术的对接和转移工作。其次是通过相关政策落实，支持赋予科技人员部分和全部成果产权，激励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实现多方共赢。第三是建立健全恰当的知识产权评价管理体系，通过对专利的盘点清晰梳理真正有转化潜力和价值的成果进行正规管理，提升成果转化效率。希望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帮助更多来自高校的优质创新成果得到转化，为社会创造价值。

许锋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研究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成果转化学组组长

九院成果转化办公室学科规划处处长

　　讲到医学成果转化，我相信最终一定是回到每家单位的创新能力上面。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技术，相比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自医院的创新，最大的优势是应用性、可实现性更强，医生可以凭借在临床一线的洞察和多年的医疗经验判断一项创新成果的未来市场前景，相对而言创新的转化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

　　对于医院的成果创新工作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医生日常繁重的医疗服务压力下去激励大家骨子里的创新基因，更甚是如何帮助医生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创新想法。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一些有创新想法的医生做好成果变成产品的路径管理，甚至是创业的规划，真正保护好他们的创新想法和意愿，未来才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是无论在与投资方还是产业的交流中，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后端的企业的支持，最终达成合作共赢的态势；其次是希望摸索找到一个对医院医生、企业和投资人来说都更实际、高效的合作模式，更好地推进成果对接以及后续项目转化的进程；第三是对医生的创新思维引导，帮助有创新意愿的医生真正走好成果转化这条路，比如如果医生用创新成果去做价投资，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在公司占股有多少，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会提醒医生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如何能够扬长避短保证（创业）这条路能够走下去，走得成功，那么价值才会有放大的可能，走不成就没有任何意义，回到零点。最后希望能够通过多方共同努力，真正帮助医院做好医工合作和转化，期待早日出现有医生用自己创新成果参与企业成功IPO的案例，激励更多医生投入到高价值的创新工作中去。

董寅 浙江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

　　传统的认知或许认为，医工转化是大三甲的事情，地方县医院参与度很低，但我认为从高质量发展来看，一家县医院如果能够基于自己的县域特色的优势进行一些探索，同样可以参与医工转化。对于健共体集团来说，集团辖区内的卫生院、村卫生室就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整合资源形成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从广义来看，我们玉环健共体最近几年也在与包括阿斯利康、赛诺菲等大外企进行战略合作，把我们的健康服务体系外延做得更大，创新的机会和转化的机会就会更多。

　　在项目的领域，我们聚焦作为县域医院的特点可能进行医工转化的项目思考。比如我们在慢病、肿瘤类疾病的后端管理较多，我们认为可以在智慧医疗领域进行更多探索和外部合作，比如通过与软件公司、健康管理公司合作，推出一款智慧医院全病程管理平台、以及依托县医院聚焦慢病管理的特点，将数字疗法引入“三高”人群的慢病管理中等。目前我们也在对这些项目涉及的一些知识产权进行申报，希望能够逐渐向其他县域医院进行推广应用，也可以看作医工转化的一部分。

朱鹏程（ATLATL）创新中心创始人和CEO

　　大家分享了很多国内高校、医院创新成果转化的趋势，我想讲讲美国的情况。我在美国待了很多年，飞镖（ATLATL）早期在美国波士顿创立，我们中心培养了包括Crisper在内7家上市公司，其中有些创始人是诺奖级别的顶尖科研人才。整体上美国的政策和氛围是支持科学家创立公司但不鼓励科学家创业。创立公司和创业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把他的技术授权出去，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家公司。

　　很多人都认识到创新的成果成功转化需要一个体系化的专业管理和运营。我的理解是，其实如果你把所有的biotech公司都拆开看，内部的模块和结构都是差不多，无非就是基础设施、运营、研发和BD，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平台，把一家公司像拆手机一样拆解开，把部分模块通过标准化的运营解决，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源源不断地组装出各种biotech公司。

　　飞镖要做的是就是这样一件事，通过建立一个创新中心，把biotech各专业模块拆解出来，每个模块与这一领域全球最顶尖的公司和专家合作，通过提供专业的创新孵化服务帮助科学家快速验证创新想法，降低试错成本，提升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其实这方面飞镖已经有成功的案例，我们的科学家和创始人共同把一篇论文研究之后设计了一系列的模块，从小鼠实验、概念验证至融资策略，成功组装出一个公司，未来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创新，将更多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的项目拿来尝试，我们相信只要把创新的成本降到足够低，才能最大程度释放科学家的想象力，为更多创新成果的诞生、转化提供空间。

韦春艳 丹纳赫中国管委会成员、副总裁

　　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丹纳赫给大家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并购之王”，全球范围公司的并购纪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丹纳赫旗下，医学诊断领域有徕卡生物系统、贝克曼库尔特这样一流的医疗诊断服务提供商，医疗领域，公司去年花了60亿美金收购一家叫做Aabcam的英国抗体公司；生命科学技术领域，2019年收购了原GE医疗旗下的Cytiva。除了并购公司外，目前丹纳赫的新策略也会在一些顶尖科学家合作获得一些很好的技术，比如跟细胞治疗CAR-T之父Carl June的合作，进行细胞疗法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致力把非常昂贵的CAR-T细胞治疗疗法的成本大大降低。目前我们在中国，也正在广泛接触寻找和顶级的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的合作的机会。在去年的进博会上，丹纳赫宣布“创升中国”本土化战略升级，发布“双创新加速引擎”框架，旨在通过加速临床创新转化，赋能产业发展。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认为来自中国院校，医院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创新进行转化，对于我们觉得不妨可以把思路反推回去，有点像揭榜挂帅的那种，跨国企业可以通在商业上的一些经验，把对市场的洞察和赛道预判反馈给创新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谁愿意做企业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做支持，一旦成功还可以通过丹纳赫的平台做中国本土甚至全球商业化的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