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处江西省东南部的头陂镇山下村，要一下子认出李彦不难。多数时候，他都是身穿一身白大褂在村里骑着摩托车赶路，灰色的药箱被垮在右肩，左臂空荡荡的衣袖迎着风向随意摆动。

　　今年55岁的李彦，是山下村唯一的村医。在村里从医32年，他能凭借仅有的右手稳当且准确地把针扎进患者的穴位，也能随口就说出每位村民的身体近况。

　　但鲜有人知道，常人需要双手完成的针灸操作，独臂的李彦是如何练成的。“两只手指夹住针，两只手指穿线，还有一只手指用来顶住针，就这样一直练，再配合手指力量的锻炼……”在微纪实影片《为了他们的晴朗》拍摄现场，坐在山坡上的李彦拿起了一根纤长的草叶边说边向来访者展示。

图注：李彦展示如何单手完成针灸操作（右一：陈贝儿 右二：痛仰乐队宋捷）

　　疾病问诊、健康管理、入户随访……琐碎且繁杂的工作构成了这位村医几十年的从医日常。用李彦的话来说，成为村医，就意味着要肩负起村民们的健康职责。

　　在《为了他们的晴朗》中，与李彦一样，数年来在村寨间往返的村医还有三位。他们中有在传承中选择村医行业的90后，也有年少时就坚定成为医生的70后，还有正为“村医没有保障”而苦恼的新生母亲。

　　这是中国首部聚焦乡村医生的公益微纪实影片，也是这些处于中国基层医疗毛细血管末梢的村医，少有的、真实状态的集中性展示。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的颁奖典礼上，这部影片从104部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乡村振兴”板块最佳作品奖。

　　影片里，痛仰乐队、歌手老狼、纪录片《无穷之路》主创陈贝儿脱口秀演员小鹿等嘉宾分四组探访了四位村医的所在地。镜头前，村医们与来访嘉宾分别分享了行医途中的故事，也聊起了自己对这个职业的困惑与期待。目前，四集系列影片已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bilibili平台上线，在人民网和央视频还能看到浓缩版本。

　　“你的电话就是当地的120”

　　19岁之前，李彦对于“当医生”“治病救人”，是没概念的。

　　那年，上山砍柴的途中，李彦被毒蛇咬伤了手臂。彼时，镇里的医疗条件有限，要去县医院也只能等到第二天6点班车发车。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他只能截肢以保全性命。

　　2022年夏天，在村民院子里，痛仰乐队吉他手宋捷和中国香港主持人陈贝儿来探访时，李彦向他们分享了这段从医的初衷，他想让村里人避免“生病得不到医治”的窘境。

　　宋捷说，探访前，他勾勒出来的李彦是酷酷的，不苟言笑的。“没想到是这么乐观。”一同去摘草药的途中，在陡坡路段，宋捷第一次得知村医李彦“艰险”的行医经历

　　为了赶时间给村民采草药，李彦单手骑着摩托在砂石路上坡，加速的途中，前轮飘了起来，右手桡骨被摔骨折了。还有一次，李彦去村民家出诊，遇到小坡，人被摔出去30米远，锁骨摔断了。

　　最严重的是一次转弯。镜头前，李彦说得“轻描淡写”。那次转弯，他被摔进了山沟，前排的11颗牙齿都掉了，最终还是村民发现了昏迷的李医生，把他送进了医院。缺位的11颗牙齿也只能从此安上了假牙。

　　影片里，陈贝儿问李彦，“有没有觉得这条路太难走了？”李彦摇头，土生土长的环境、村里留守的老人、不算大的村卫生室……他早就扎根于此。用宋捷的话来说，李彦像是驻扎在山下村、根深叶茂的大树，守护着全村人。

　　像李彦一样，在海南琼中黎族自治县红毛镇罗解村，39岁的村医王传能也承担着守护者的角色。他是村里第一位也是唯一的村医。最早的时候，清晨6点钟刚过，村民就在卫生室门口等待着他出诊。

　　前来探访的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复星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王津元形容他是“当地流动的120”，“你的电话就是当地的120”。在琼中县当地，王传能还有个称号“王全能”。为了让琼中县的村医队伍壮大起来，他还负责向周边的年轻村医传授医术。

　　他向王津元坦言，干村医这份职业，收获了尊重，但说起家庭、孩子，他心中藏着不小的遗憾。“但是没办法。”他的语气里透着无奈。

　　在这里，一同到访的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歌手老狼跟着当地的村民一起随访村民，体验村医日常的摘槟榔、下河摸螺，还同王传能和他的村医朋友们一并唱了影片的主题曲《为了他们的晴朗》。

　　“天使收起了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高虎说，这是村医最贴切的描述，也是整曲最为打动人的地方。

　　热爱为继

　　在纪录片中，几位村医不约而同地坦言，待遇低、没有保障是这个职业难以吸纳更多人的原因，但同时，热爱也是他们一致认为可以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岩因村，1995年出生的钟丽萍已经在这里当了6年的村医。村里的8个寨子共有2000多个村民，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们的问诊、拿药、输液、体检等都要靠她一个人完成。

　　起初是姨妈张惠仙在这里当村医。2017年被姨妈邀请回村后，她们搭档着完成村里的诊疗工作。2020年，姨妈为照顾家里的老人回到县城，村医的重担只能交给钟丽萍。

　　村医的收入不高，钟丽萍只能挤出时间，把蜂蜜和采来的茶叶拿到网上卖，以补贴日常开销。

　　跟随问诊的途中，痛仰乐队的贝斯手张静被次里初母和村民质朴的交流打动。在他看来，次里初母夫妇对家乡的热爱、对村医这份职业的热爱纯粹又真实。

　　痛仰乐队的鼓手迟功伟也在跟随钟丽萍出诊的一天里，感受到这种“热爱”——即便她不善言辞，但她眼里透着的快乐足以说明于此。

　　夜幕渐临，迟功伟、B站UP主滇西小哥和钟丽萍围坐在院子里依靠着手机的手电筒，三个人在饭桌前聊起了青春。钟丽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家里人始终支持自己成为村医，村民们也都信任她。

　　傍晚院子后山的夕阳、村卫生室里争相怒放的花、夜晚抬头就能看到的星星……这里的一切都让她觉得快乐。

　　她细腻入微，容易共情。纪录片里，在听到穿着白大褂的姨妈张惠仙“希望她能做个好医生”的叮嘱、同样出生在云南农村的滇西小哥对她的暖言劝慰时，她绷不住地要背向镜头擦泪。

　　2019年，痛仰乐队的三名成员曾来到钟丽萍的卫生室探访。当被问及，这三年有哪些成长时，钟丽萍语气坚定：“我觉得我选择回来是对的。”

　　亟待更多的关注

　　《为了他们的晴朗》里，没有刻意地背景渲染，也少有煽情，以记录者的视角还原了村医在问诊时的真实现状，也让更多的人对乡村医生群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数据是，截至2022年，中国乡村医生共有74.7万人，相比5年前少了22万人。钟丽萍的不少同学就在这几年里相继离开了这一行业。

　　与外出打工相比，徘徊在医疗体制边缘的村医显然少了些“择业优势”。“希望能后继有人”是不止一位村医反复提及的愿望。

　　2022年，钟丽萍有了位新同事——从卫校毕业后，接受了政府的委培项目，需要回乡村服务5年的拉祜族女孩娜妥。钟丽萍不知道娜妥会不会像她一样感受到村医这个职业的成就感。比村医待遇、保障好的工作机会太多了，“要是她想走，我也不会拦她的。”钟丽萍说。

　　2017年，复星基金会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共同发起乡村医生项目，希望通过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守护那些扎根乡村的医生们，项目每年都会开展专业培训，为村医购买意外险和重疾险。

　　李彦说自己的低频治疗技术就是在基金会开展的培训上学的，而像钟丽萍工作之余完成的蜂蜜、茶叶等产品也会通过基金会的项目链，被运往上海，和当地的点心品牌合作，品牌赚来的收入一部分还会回归乡村医生项目。

　　项目运行六年多来，覆盖中西部73个县，守护2.4万乡村医生，为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生活保障系统提供支持。但在王津元看来，如果只是复星基金会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乡村医生。比如今年五一期间在云南丽江，一场由复星基金会和简单生活节联合主办的“简单假日生活节”，不仅继续邀请痛仰、老狼、张震岳这些乡村医生守护者，还首次融入公益助农产品市集、微纪实线下首映等元素，王津元说，“通过音乐、纪录片等形式，我们希望让更多公众关注村医，更多地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来，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