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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帝内经》环境病因学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区域

来源:光明网2020-02-13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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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中朝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主任医师全国名老中医

  新型冠状病毒,2019年末在武汉因病毒性肺炎病例而被发现。2020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简称“NCP”。据新华社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11日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此新型病毒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本次是一种冠状病毒新毒株。2019年12月以来,武汉市持续开展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相继发现更多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炎。以武汉为始,向全国扩散,并在世界不少国家相继发现有关病例。

  截至2月12日10时整,全国确诊病例为44732例,疑似病例为16067例,死亡病例1114例。其中武汉确诊病例为19558例,湖北省确诊病例为33366例。

  为何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区域会在武汉发生呢?本文基于《黄帝内经》理论,探析一下相关环境病因学因素。

  《黄帝内经》,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确立了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各方面,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对我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袭的非常时期,重温《黄帝内经》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发生的武汉地区的环境学因素,这对于探讨新型病毒成因,冀以为疫情防控查找病发源头区域,防止病毒传播,最终战胜疫情,无疑是有益的。

  一、《黄帝内经》环境病因理论要点

  《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素问·调经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夫百病之所始生者, 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饮食居处。”

  从本次新型病毒从武汉源头地最先出现,实际上就是一个病毒与环境关系因素的博弈。也是自然界在特殊的局域气候或异常变化而成为病因中的一个既生于阳之“风、雨、寒”,又生于阴之“饮食居处”等因素。《黄帝内经》以上论述,实际是指疾病的环境病因学。其中包括地域、方位、气候、饮食习惯和公共环境等。

  本次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显然有诸如《黄帝内经》提及的环境病因学内容,特别是武汉有显著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环境病因学因素。

基于《黄帝内经》环境病因学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区域

基于《黄帝内经》环境病因学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区域

  二、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的环境病因学诸因素

  (一)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的环境病因学之区位因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记载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即东方生风,南方生火,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从环境体质学来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成一方人的环境病因学相关的区位性体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记载的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即东方生风,南方生火,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可见,不同的气候对人体体质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引发不同的疾病。

  区位性因素中,武汉的地理位置,位于华中地区,处在长江中游,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城市。又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横跨长江、汉江两江三岸。水路顺长江而下,可至华东;逆长江而上可深入广阔的西南腹地;逆汉江可入西北地区。陆路北上可入中原、华北;南下可经湖南至华南、南海。历来就是“九省通衢”,交通要塞。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这种水陆交通的十分便利与人流的密织往来,车水马龙,江水河川恰似一股无形的流动的“风”、人为的“雨”,搅动着局域气候与酿成新的城市小气候,此后者又与自然界的风雨寒暑也会造成疾病发生的新的自然因素,如有新病毒的酿生,则会加快扩散与传播。至于与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经济位置方面的联系因素,也是前人与我们如今要考察的与疾病发生有关联的一些要素。

  (二)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的环境病因学之地域因素

  特别是在地域因素中,武汉市居于华中,是我国中部,正是《黄帝内经》的说的五方气候的“中央”方位。“中央生湿”的判断,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武汉气候的偏湿状况。武汉市称为百湖之市、湿地之城。全市共有6个国家湿地公园(东西湖区金银湖国家湿地公园,东湖国家湿地公园,江夏区安山国家湿地公园,蔡甸区后官湖国家湿地公园,东西湖区杜公湖国家湿地公园,江夏区藏龙岛国家湿地公园)湖泊水域面积779.56平方公里占全市水域面积的36.8%,众多河流,使得武汉湿气偏重;气候因素中,夏虽热冬又不过寒,适应新型病毒繁殖。

  (三)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的环境病因学之气候因素

  环境病因学中的气候因素是其重要一环。

  去年冬天至今,武汉有特殊时期的气象异常要素。据有关资料,武汉2019年12月份阴雨天偏多,总是绵绵小雨,滴沥飘洒。进入2020年第一个月,也是连绵阴雨居多,湿气氤氲,雨雾霏霁,天气阴冷。此种环境下易于新型病毒滋生。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以呼吸道传播为主,其传染性与空气介质不无关系。病毒繁殖、活性和传播,与空气温度、湿度、空气流动、气压的高低等皆与异常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外围气候来讲,从广州、香港、南亚等地东南方输入的比较适宜的气象条件与武汉本地湿气等结合,又呈现出一些湿热弥漫的特征,即一遇寒冷则为寒湿,一有气温升高则又化为湿热。

  这些气象环境,影响着生态环境,给了这一新型病毒以适应的外部条件,于是就多了一层在气象条件下异常的生态环境,从而使病毒繁殖迅速。

  疫情防控与救治一线的大量病例,从中医辨证角度来看,基本是以寒湿为主,兼有湿热。其临床表现胸脘痞闷,困乏无力,过半病人不发热,或少有高热,大便溏薄,胸片影像学检查肺部大面积炎性阴影,舌质偏淡,边有齿痕,舌苔白腻或厚腻。这些临床表现,皆说明其以湿邪为重,甚至是寒湿偏重,或中重度肺炎以后有一定的发热表现,但仍然是以湿为主,渐以化热而已。说明区域性湿邪偏重的气候,对病毒致病后的病性有较大影响。

基于《黄帝内经》环境病因学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区域

  (四)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的环境病因学之饮食因素

  至于饮食习惯,也是《黄帝内经》中很重视地理环境与疾病的相关性的组成部分。

  《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地势使然也。”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民陵居面多风,水土刚强……其民华而脂肥……,其病生于内。”说明地理环境各异,物产不同,人们的居住条件和饮食习惯不同,故发病也必然有异。

  有关资料显示,武汉市有畜禽、水生、药用、毛皮羽用、害虫天敌、国家保护动物等动物资源。畜禽动物主要有猪、牛、鸡等10余种、70多个品种。鱼类资源有11目、22科、88种;鱼类有草、青、鲢等20余种。水禽有雁、鹳、鹈等8目、14科、54种。水生物有白鳍豚、江豚、鳖等。销售与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这一次发端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根源现一般认为是来自少数人对野味的贪吃。

  其病毒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来自于蛇,有人说来自蝙蝠,有人说来自于果子狸等,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把矛头指向了野味。不该吃的就不要去吃,贪食野味于享一时之舌尖之美味而给人类带来横祸,使得原是动物作为宿主的病毒转向了人类。现在人富裕了,日子好过了,其食寻美、寻野、寻奇,稀奇古怪饱享口福念头与冲动。某些人应该对对大自然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与生命动物共存共处意识薄弱,其实,保护动物,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从某种意义讲,此种不正常的饮食方式的存在,其病因不但超越《黄帝内经》所描述的生活习惯致病的内容,而且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最后回过头来遭到大自然报复。因此说来,也是特殊的自然界的外邪侵袭人体。武汉还建有一个很大的华南海鲜市场。

  据央视网报道,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大量新型冠状病毒。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持续攻坚,在病毒溯源研究中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所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早期确诊的病例,大多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故而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对核酸检测阳性的样本,病毒病所采用冠状病毒敏感细胞系开展了病毒分离工作,从电镜观察、PCR和深度测序结果均提示,成功从环境样本中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证实在华南海鲜城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此乃可能是病毒源头之一,不得不防。

  (五)新型病毒首发于武汉的环境病因学之管理因素

  《黄帝内经》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医学思想,包括社会状况、社会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所涉及的社会因素可分为管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地理民俗、医学教育、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病因学,或者说,是环境病因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城市的管理因素是显性因素之重要环节。当与城市疾病相关,或与疫情相关之时,即成为环境病因学之疫情管理要素。

  武汉市常住人口2019年统计,人口已达1060.77万人,比2014年增加26.97万人。户籍人口829.27万人,增加1.96万人。武汉是一个多民族散杂而居的城市。截至2014年,武汉共有50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49个,共5.4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7%。有三镇十三区,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此也形成了武汉独特的城市管理方式。但如此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要形成与之配套或适应的现代公共管理体制、治理体系是不容易的。这种社会性城市属性,使其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就相对不足,防控环境病因素所致的诸如新型病毒疫情发生的处置就相对吃力,此即成为环境病因学之疫情管理要素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上述武汉有着诸多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环境病因学因素,就决定可能这一地区在某个时期的特定条件下适合于冠状病毒滋生与扩散。

  此次发生于己亥年末与庚子年之初交替之际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基于《黄帝内经》环境病因学理论,有诸多与疫情相关的环境方位、区域、气候、饮食、管理等内容,值得探讨。

  参考资料:

  [1]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篇[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492.

  [2]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60-62.

  [3]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篇[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15-116.

  [4]码万祺,2019新型冠状病毒流窜的现象观察与思辨 中国网医疗频道 2020,1,29.

  [5]小金药师说药事.为什么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在武汉?中国网医疗频道 2020,1,30.

  [6]工蚁.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基因组序列80%相似究竟意味什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国青年网 2020,1,22.

  [7]郑莉莉,引发武汉冠状病毒的原因是什么.科学网.2020,1,21.

  [8]湖北日报网.武汉共6个国家湿地公园成国家湿地公园最多城市. 2018,11,22.

  [9]武汉概览 .武汉市统计局,2019,9,23.

  [10]武汉湿地资源居全球内陆城市前三 ,网易2012,12,22.

  [11]武汉民族现状概貌 .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8,8,13.

  [12]地理位置. 武汉市人民政府.2019,9,2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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